雖然連日來各部門反復澄清，但新年伊始，一則杭州灣跨海大橋引橋北接線工程可能偷工減料的新聞，還是讓這座世界上在建最長的跨海大橋卷入了一場質量風波。
兩篇截然相反的報道
偷工減料爭議最早由一則輿論監督報道引起。
1月8日，中國新聞社浙江分社的一則報道稱，一名叫毛履平的小包工頭反映，杭州灣跨海大橋北接線工程52號橋出現質量問題。毛履平本人，正是“問題橋”下部結構的具體施工者。
毛履平舉報的內容有三：一是該橋承臺下面的墊層不符合要求；二是立柱鋼筋外露；第三，該橋4個橋臺每個都缺20根“25厘米的加強鋼筋”。
浙江嘉興市交通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設計圖紙顯示，爭議橋所在的這段路程，正是杭州灣大橋與滬杭高速的銜接段。一旦建成使用，正是車流量最大的地方。
報道引用權威專家的說法稱，若舉報屬實，“嚴重的話，說不定立柱開裂，橋頭開裂，受到不均勻沉降整個橋容易垮掉”。報道稱，毛履平曾向浙江省交通廳質檢站舉報。但舉報后，他曾遭到施工方派出的摩托車殺手的生命威脅，經周旋后，才從小路逃生。而浙江省交通廳質檢站監督科科長陳愛國證實，舉報的前兩個問題確實存在，只是第三個少鋼筋問題與事實有出入。
由于中國新聞社多向海外華文媒體供稿，報道刊發后，引起海內外華人關注。
1月10日，與浙江相鄰的駐安徽某新聞單位跨省采訪，刊登了一則與此截然相反的報道，其中說。在質檢部門和監理方、業主方等監管下，北接線工程與大橋主橋兩個工程均進展順利，工程質量合乎設計要求。另外報道還指出中新社的報道中存在把25毫米鋼筋誤寫成了25厘米等問題。
孰是孰非，一時頓成迷霧。
政府監理部門的說法
“我們確實接到了舉報。”嘉興市交通工程質量監督站站長嚴鳳翔說，“但目前尚未發現原則性的質量問題。”他所在的單位，正是北接線工程質量監督的直接負責方。
嚴鳳翔說，關于毛履平舉報的問題，嘉興市交通工程質量監督站已在2006年12月12日發給毛履平本人的《關于杭州灣大橋北接線工程合同舉報事宜調查情況的反饋》中予以解答，沒有新的意見。
這份“情況反饋”承認，毛履平反映的第一個問題基本屬實，但沒有原則性問題。第二項所說的立柱有修補情況也基本屬實，但其僅為外觀缺陷，也無實質性危險。
毛履平舉報的第三項——“橋臺上全部少鋼筋”是實質性問題。嚴鳳翔說，他們也很重視。站里的人曾根據毛履平的指點去現場檢測，隨機抽取了零號橋臺左幅蓋梁，鑿開了一部分混凝土，檢查是否有鋼筋。
檢查的確發現了問題，本該為上下位置的鋼筋，現成了左右并排，但“至少鑿開的那根鋼筋仍在，并不是他所說的一根都沒有”。
至于鋼筋移位的問題，嚴鳳翔說，“我們已經請施工單位就其具體影響提交報告，不過目前還沒拿到。”
但毛履平否認自己當時在場，“他們檢查第三項的時候，根本沒通知我。”毛履平說，鋼筋沒放，是他親眼所見，“我愿意為自己所說的負一切法律責任，掉腦袋都可以。”
工程的業主方——嘉興市交通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長施國良則說，他對檢驗過程無法報以絕對的信任，“當時是隨機敲的，我們需要進一步查實”。嘉興交投公司占了杭州灣跨海大橋工程10％的股份，其全資設立的子公司嘉興市杭州灣大橋投資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正是杭州灣跨海大橋北接線工程的業主方。
施國良說，作為業主方，他和舉報者毛履平屬于天然同盟，“我們和施工方才可能是對立方。”
施國良現在正聯系毛履平。找到了毛履平，他才能進一步核實情況。
舉報者東躲西藏
但此時的毛履平似乎對施工方和業主方都已失去信心。
幾天來，他東躲西藏，變得異常敏感。除了中新社的記者，他不肯告訴任何人他的居住地點。對任何陌生人，他都心存警惕。接到陌生電話時，他總是小心翼翼，再三核實后才撳下接聽鍵。
“你們千萬不能把我的電話告訴他們啊。”采訪每隔數分鐘，毛履平就反復請求記者保密，不能“出賣”他，“他們要是找到我，肯定不會放過我的。”
毛履平說，對承包工程，他后悔莫及。這個工程不僅讓他虧了6萬元，因為舉報還差點搭上了他的命。
47歲的黑龍江鶴崗農民毛履平，初中畢業后生活一直風平浪靜。后來學了一身廚藝，到了中鐵四局承包工地燒飯。他介入工程承包，和工友葉利山（音）有關。2006年初，葉利山邀他合伙，一起向和施工方項目部簽有勞務合同的王國強承包項目，“王國強跟我們說有280多萬元的工程量，可以干一年”。
與王國強訂下口頭協議后，毛履平借錢買來了澆模所需的模板和木方。這些錢，分別來自他的父親、前妻和現在上海做清潔工的女友。材料費和工人的工資加起來，他差不多墊了12萬元。但是王國強付給他的只有6萬多元，“這不是坑我么？”
為了證明自己所說屬實，他提供了一份2006年10月王國強確認的一份《內部結算清單》，清單顯示，王國強承包隊下屬毛履平作業隊總產值76978元，扣除項目部扣款后，實際應支付65156元。
毛履平懷疑這個圈套早已下好。依據是，在施工工程的結算中，他和項目部一直不能發生財務上的直接接觸。每次完工，他都只能與王國強記賬，而王國強則從項目部拿錢。
毛履平說，后來他從曾在工地上干過的小工那里得知。他這樣的冤大頭并不少，“前面一個就是虧了8萬才走的”。得知前任虧損的消息后，毛履平坐不住了，“我找到他們問怎么辦，他們就說，‘人家都是這個價格，你不干你走’。葉利山能跑，可我買了那么多東西，沒法丟啊。”
工程中的勞務分包
毛履平認為，造成他賠錢的原因，和杭州灣大橋北接線工程中存在的層層分包有關。“工地上到處是承包隊，我知道的至少就有13個，都是個人借了公司的資質，私人承包的。”毛履平說，他的上家王國強就是這樣一個承包隊的隊長。
一份抬頭為“杭州灣大橋北接線第一合同段下部結構及箱涵工程·王國強”的勞務合同顯示，合同雙方實行“綜合包干單價制”，甲方把杭州灣大橋北接線第一合同段以一口價將工程分包給乙方浙江強盛建設工程有限公司。其他一切費用由乙方自負，“甲方指定負責人、技術負責人、質檢負責人現場施工負責人共4人執行合同，乙方則指定王國強執行”。
“強盛公司是王國強借的牌子。他簽了合同后，根本沒認真履行。”毛履平說。比如，合同的第“8．2．10”條規定，“乙方不得將本合同工程轉包給其他單位或個人，或者將本合同工程肢解之后以分包的名義分別轉包給其他單位或個人”。第“8．2．4”條規定，乙方應派駐“適應工程需要的各類熟練技工、半熟練技工和普通工”。
但顯然，王國強并沒有遵守這些條款，而是將自己的勞務二次發包給了若干個和毛履平相似的小包工頭。小包工頭們則在開工前臨時雇用農民工。
毛履平說，對這些情況，中鐵四局一公司的項目部經理和監理等人肯定清楚。證據是，他在建設過程中曾多次與這些人接觸過，但他們明知這一情況卻無一人指出。
沒有專業人員的結果，導致工程施工中出現了一些低級錯誤。一份現場施工員譚華簽名的說明顯示，2006年4月28日，5號橋3號橋臺由于標高出錯，就曾一度造成返工。
對低標中標工程的擔憂
與毛履平相比，施國良更擔心的是工程由于低標中標可能埋下的安全隱患。
施國良說，毛履平舉報的是杭州灣跨海大橋北接線工程第一合同段，該段的中標價格約為1．5億元左右。
“這樣的價格偏低，比成本價少了近2500萬元。”施國良說，而按照邏輯，虧本的買賣肯定沒人要做，這不能不讓他關心質量問題。
但低標中標卻是目前全國工程建筑市場的普遍現象。由于招標文件只規定了工程要有合理的中標價，但何謂“合理”卻沒有量化標準，“有上限無下限”的結果是，現在的中標價，往往比定價低了20％到25％。而合理的降幅，應為10％到15％左右。
施國良說，低標中標的后果，可能會讓“往往不該發生的事容易發生。在虧本的情況下，他更有動機”。
由于無法參與實際的監理工作，施國良承認他對工程質量無法絕對信任。更重要的是，這次毛履平的舉報，事實如此具體，細節上又和設計圖紙如此吻合，“他說少了鋼筋、在哪個地方，都很具體。鋼筋缺少的數量還具體到80根，不參與的人很難知道。”
但查實的成本很高，可能涉及到數百萬元工程的重建，施國良說他很為難——如果查出問題，他們則可以處罰施工方，“要是嚴重，還可能構成犯罪”。但如果全部敲開后沒有發現問題，業主方可能得付雙倍的施工費。
他決定先找毛履平當面對質，初步查實后再決定敲還是不敲。“這個事情，敲與不敲都需要慎重。市領導也是這個態度。”施國良說，他們最后會征求設計院專家的意見，“到年底通車前，我們會給出個書面的結論。”
最新的消息是，1月15日，交通部質監總站派了4人赴浙江調查。
1月16日晚，中新社浙江分社新聞中心副主任常建國說，浙江省交通廳“說明天接我們去看看。我們可能要帶毛履平去。讓他去指點，查個水落石出”。
兩篇截然相反的報道
偷工減料爭議最早由一則輿論監督報道引起。
1月8日，中國新聞社浙江分社的一則報道稱，一名叫毛履平的小包工頭反映，杭州灣跨海大橋北接線工程52號橋出現質量問題。毛履平本人，正是“問題橋”下部結構的具體施工者。
毛履平舉報的內容有三：一是該橋承臺下面的墊層不符合要求；二是立柱鋼筋外露；第三，該橋4個橋臺每個都缺20根“25厘米的加強鋼筋”。
浙江嘉興市交通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設計圖紙顯示，爭議橋所在的這段路程，正是杭州灣大橋與滬杭高速的銜接段。一旦建成使用，正是車流量最大的地方。
報道引用權威專家的說法稱，若舉報屬實，“嚴重的話，說不定立柱開裂，橋頭開裂，受到不均勻沉降整個橋容易垮掉”。報道稱，毛履平曾向浙江省交通廳質檢站舉報。但舉報后，他曾遭到施工方派出的摩托車殺手的生命威脅，經周旋后，才從小路逃生。而浙江省交通廳質檢站監督科科長陳愛國證實，舉報的前兩個問題確實存在，只是第三個少鋼筋問題與事實有出入。
由于中國新聞社多向海外華文媒體供稿，報道刊發后，引起海內外華人關注。
1月10日，與浙江相鄰的駐安徽某新聞單位跨省采訪，刊登了一則與此截然相反的報道，其中說。在質檢部門和監理方、業主方等監管下，北接線工程與大橋主橋兩個工程均進展順利，工程質量合乎設計要求。另外報道還指出中新社的報道中存在把25毫米鋼筋誤寫成了25厘米等問題。
孰是孰非，一時頓成迷霧。
政府監理部門的說法
“我們確實接到了舉報。”嘉興市交通工程質量監督站站長嚴鳳翔說，“但目前尚未發現原則性的質量問題。”他所在的單位，正是北接線工程質量監督的直接負責方。
嚴鳳翔說，關于毛履平舉報的問題，嘉興市交通工程質量監督站已在2006年12月12日發給毛履平本人的《關于杭州灣大橋北接線工程合同舉報事宜調查情況的反饋》中予以解答，沒有新的意見。
這份“情況反饋”承認，毛履平反映的第一個問題基本屬實，但沒有原則性問題。第二項所說的立柱有修補情況也基本屬實，但其僅為外觀缺陷，也無實質性危險。
毛履平舉報的第三項——“橋臺上全部少鋼筋”是實質性問題。嚴鳳翔說，他們也很重視。站里的人曾根據毛履平的指點去現場檢測，隨機抽取了零號橋臺左幅蓋梁，鑿開了一部分混凝土，檢查是否有鋼筋。
檢查的確發現了問題，本該為上下位置的鋼筋，現成了左右并排，但“至少鑿開的那根鋼筋仍在，并不是他所說的一根都沒有”。
至于鋼筋移位的問題，嚴鳳翔說，“我們已經請施工單位就其具體影響提交報告，不過目前還沒拿到。”
但毛履平否認自己當時在場，“他們檢查第三項的時候，根本沒通知我。”毛履平說，鋼筋沒放，是他親眼所見，“我愿意為自己所說的負一切法律責任，掉腦袋都可以。”
工程的業主方——嘉興市交通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長施國良則說，他對檢驗過程無法報以絕對的信任，“當時是隨機敲的，我們需要進一步查實”。嘉興交投公司占了杭州灣跨海大橋工程10％的股份，其全資設立的子公司嘉興市杭州灣大橋投資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正是杭州灣跨海大橋北接線工程的業主方。
施國良說，作為業主方，他和舉報者毛履平屬于天然同盟，“我們和施工方才可能是對立方。”
施國良現在正聯系毛履平。找到了毛履平，他才能進一步核實情況。
舉報者東躲西藏
但此時的毛履平似乎對施工方和業主方都已失去信心。
幾天來，他東躲西藏，變得異常敏感。除了中新社的記者，他不肯告訴任何人他的居住地點。對任何陌生人，他都心存警惕。接到陌生電話時，他總是小心翼翼，再三核實后才撳下接聽鍵。
“你們千萬不能把我的電話告訴他們啊。”采訪每隔數分鐘，毛履平就反復請求記者保密，不能“出賣”他，“他們要是找到我，肯定不會放過我的。”
毛履平說，對承包工程，他后悔莫及。這個工程不僅讓他虧了6萬元，因為舉報還差點搭上了他的命。
47歲的黑龍江鶴崗農民毛履平，初中畢業后生活一直風平浪靜。后來學了一身廚藝，到了中鐵四局承包工地燒飯。他介入工程承包，和工友葉利山（音）有關。2006年初，葉利山邀他合伙，一起向和施工方項目部簽有勞務合同的王國強承包項目，“王國強跟我們說有280多萬元的工程量，可以干一年”。
與王國強訂下口頭協議后，毛履平借錢買來了澆模所需的模板和木方。這些錢，分別來自他的父親、前妻和現在上海做清潔工的女友。材料費和工人的工資加起來，他差不多墊了12萬元。但是王國強付給他的只有6萬多元，“這不是坑我么？”
為了證明自己所說屬實，他提供了一份2006年10月王國強確認的一份《內部結算清單》，清單顯示，王國強承包隊下屬毛履平作業隊總產值76978元，扣除項目部扣款后，實際應支付65156元。
毛履平懷疑這個圈套早已下好。依據是，在施工工程的結算中，他和項目部一直不能發生財務上的直接接觸。每次完工，他都只能與王國強記賬，而王國強則從項目部拿錢。
毛履平說，后來他從曾在工地上干過的小工那里得知。他這樣的冤大頭并不少，“前面一個就是虧了8萬才走的”。得知前任虧損的消息后，毛履平坐不住了，“我找到他們問怎么辦，他們就說，‘人家都是這個價格，你不干你走’。葉利山能跑，可我買了那么多東西，沒法丟啊。”
工程中的勞務分包
毛履平認為，造成他賠錢的原因，和杭州灣大橋北接線工程中存在的層層分包有關。“工地上到處是承包隊，我知道的至少就有13個，都是個人借了公司的資質，私人承包的。”毛履平說，他的上家王國強就是這樣一個承包隊的隊長。
一份抬頭為“杭州灣大橋北接線第一合同段下部結構及箱涵工程·王國強”的勞務合同顯示，合同雙方實行“綜合包干單價制”，甲方把杭州灣大橋北接線第一合同段以一口價將工程分包給乙方浙江強盛建設工程有限公司。其他一切費用由乙方自負，“甲方指定負責人、技術負責人、質檢負責人現場施工負責人共4人執行合同，乙方則指定王國強執行”。
“強盛公司是王國強借的牌子。他簽了合同后，根本沒認真履行。”毛履平說。比如，合同的第“8．2．10”條規定，“乙方不得將本合同工程轉包給其他單位或個人，或者將本合同工程肢解之后以分包的名義分別轉包給其他單位或個人”。第“8．2．4”條規定，乙方應派駐“適應工程需要的各類熟練技工、半熟練技工和普通工”。
但顯然，王國強并沒有遵守這些條款，而是將自己的勞務二次發包給了若干個和毛履平相似的小包工頭。小包工頭們則在開工前臨時雇用農民工。
毛履平說，對這些情況，中鐵四局一公司的項目部經理和監理等人肯定清楚。證據是，他在建設過程中曾多次與這些人接觸過，但他們明知這一情況卻無一人指出。
沒有專業人員的結果，導致工程施工中出現了一些低級錯誤。一份現場施工員譚華簽名的說明顯示，2006年4月28日，5號橋3號橋臺由于標高出錯，就曾一度造成返工。
對低標中標工程的擔憂
與毛履平相比，施國良更擔心的是工程由于低標中標可能埋下的安全隱患。
施國良說，毛履平舉報的是杭州灣跨海大橋北接線工程第一合同段，該段的中標價格約為1．5億元左右。
“這樣的價格偏低，比成本價少了近2500萬元。”施國良說，而按照邏輯，虧本的買賣肯定沒人要做，這不能不讓他關心質量問題。
但低標中標卻是目前全國工程建筑市場的普遍現象。由于招標文件只規定了工程要有合理的中標價，但何謂“合理”卻沒有量化標準，“有上限無下限”的結果是，現在的中標價，往往比定價低了20％到25％。而合理的降幅，應為10％到15％左右。
施國良說，低標中標的后果，可能會讓“往往不該發生的事容易發生。在虧本的情況下，他更有動機”。
由于無法參與實際的監理工作，施國良承認他對工程質量無法絕對信任。更重要的是，這次毛履平的舉報，事實如此具體，細節上又和設計圖紙如此吻合，“他說少了鋼筋、在哪個地方，都很具體。鋼筋缺少的數量還具體到80根，不參與的人很難知道。”
但查實的成本很高，可能涉及到數百萬元工程的重建，施國良說他很為難——如果查出問題，他們則可以處罰施工方，“要是嚴重，還可能構成犯罪”。但如果全部敲開后沒有發現問題，業主方可能得付雙倍的施工費。
他決定先找毛履平當面對質，初步查實后再決定敲還是不敲。“這個事情，敲與不敲都需要慎重。市領導也是這個態度。”施國良說，他們最后會征求設計院專家的意見，“到年底通車前，我們會給出個書面的結論。”
最新的消息是，1月15日，交通部質監總站派了4人赴浙江調查。
1月16日晚，中新社浙江分社新聞中心副主任常建國說，浙江省交通廳“說明天接我們去看看。我們可能要帶毛履平去。讓他去指點，查個水落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