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自1992年聯合國環發大會以來我國開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第20年。在這20年的時間里，我國GDP總量由世界第十位躍升為第二位，能源消費總量、CO2排放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一位。因此，雖然過去20年我國在節能和減少CO2排放方面取得的成績世界矚目，但是我國的發展模式仍然是碳基能源密集投入下支撐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亟需轉型。
2012年是能源消費總量增速降低的一年，但能否成為我國向低碳方向持續邁進的一個分岔口？我們拭目以待。這也許需要等到結構調整成功，綠色增長實現之時，向來時的路徑回望，才能得以確認。
粗放、高碳的經濟發展方式
目前并未改變
基于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日益嚴峻的內外部約束，“十一五”時期，我國開始把能源消耗強度降低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確定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在該計劃期內，我國節能減排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
但是，這些努力與成效并未能夠根本改變我國粗放的、高碳的經濟發展模式。同時，能源消費強度降低等成績取得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們對于能源消費總量增速連年加大這一事實的認識。2011年，我國全年能源消費總量34.8億噸標準煤，相比上年增加7%（同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費增長2.5%，與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現在的狀況是，我國GDP約為世界總量的10%，能源消耗約為世界總量的20%，產生碳排放量約占世界總量22%。因此，粗放、高碳的經濟發展方式并未改變。
“十二五”時期，我國制定了覆蓋范圍更廣，更為細致明確的節能減排目標。既包括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16%、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下降8%—10%的總體目標，也包括各行業、重點領域和主要耗能設備的具體目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gesep.com十二五”和“十一五”的開局均不順利，兩個計劃期開局之年的主要節能減排目標均未實現。2012年主要的節能減排指標有望完成。但這應該主要是因為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導致對能源需求有所降低所致，這不能代表實質意義上的節能減排成效。也就是說，即使2012年我們能源消費總量增速得以放緩，主要節能減排目標實現，仍不能說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得到根本轉變。
結構性因素是制約
發展方式轉變的本質性因素
結構性因素是制約節能減排取得實質性進展、阻礙經濟發展方式獲得根www.gesep.com環保本性轉變的本質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大致可以包括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貿易結構、行業結構、企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結構等。近些年來，上述結構性因素并未得到明顯改變，甚至有向不利趨勢發展的可能。
從能源結構來看，一方面我國新能源建設與開發實現了大跨越發展，但是另一方面，從能源生產與消費結構來看，2011年非化石能源占我國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總量的比重約為8.7%和8%，分別比上年下降約0.5個百分點。反觀煤炭，2011年煤炭占一次能源生產總量、消費總量的比重均有所上升。我國政府設定了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1.4%的目標，該目標的實現從目前看也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
如果產業結構、能源生產及消費結構、行業產能結構等均得不到改善，那么節能減排也肯定無法得到實質性進展，經濟發展方式也無法得到實質性改變。圍繞綠色增長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加快結構調整的步伐。
節能環保等戰略新興產業
有望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速
結構調整中，首當其沖的是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中，首當其沖的是新興產業對傳統產業的替代。新興產業主要是指節能環保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
從長期而言，依托戰略新興產業，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支撐綠色低碳增長；就短期而言，可以適度緩解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應該依托戰略新興產業，推進綠色GDP及居民個人綠色收入增長。
節能環保產業涉及節能環保技術裝備、產品和服務等，產業鏈長，關聯度大，吸納就業能力強，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明顯。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是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是推動節能減排，發展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搶占未來競爭制高點的戰略選擇。
在未來3-5年期間，我國節能環保等戰略新興產業產值有望保持每年20%以上的平均增長速度。這是產業結構轉型的內在要求，按《“十二五”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預計，節能服務業銷售額年均增速保持30%，行業產值將由2010年的830億元達到2015年的3000億元。同時，根據相關規劃，到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要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8%左右，到202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15%。而據初步估算，2010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占GDP的比重約為4%。因此，如果實現上述目標，相關產業產值的增加速度大致需維持在15%-20%之間。
能源密集型工業需加快產業升級
提高核心競爭能力
傳統產業，不代表就應被替代或淘汰。尤其對于能源密集型工業而言，內部結構調整的核心是通過淘汰落后產能，推進產業升級來促使產業結構優化。
在后金融危機時期，歐美等發達國家實施“再工業化”戰略正成為趨勢。從“去工業化”轉向“再工業化”，意味著歐美制造業的就業比重開始回升，也意味著部分資金從發展中國家回流發達國家。
歐美重回制造業的內在含義在于搶占全球產業科技的制高點，掌握高端制造業的領導權。中國制造業總量已經是全球第一，但制造業產品的附加值很低，基本上處于國際產業的低端，是大而不強、大而不優，而且為此付出的資源環境的代價非常大。“十二五”期間，中國高端制造業列為七大戰略新興產業之一，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重中之重。因此,能源密集型工業必須加快產業升級，提高其核心競爭能力。
避免污染由東部地區
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2011年東部地區平均單位GDP能耗為0.7029噸標準煤，中部為0.978噸標準煤，東北地區為1.02噸標準煤，西部地區為1.388噸標準煤。西部地區主要依靠資源優勢，發展高耗能工業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國家節能減排目標的確立，對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來看又是一個限制。2011年我國節能減排指標任務沒有如期完成的省份，大多在中西部地區。
西部節能減排的困難主要來自于國內高耗能產業由東部向西部的轉移，原本就很大的節能減排壓力也隨之增加。因此，西部大開發從某種意義上也是能源大開發，在這一過程中需要盡量照顧西部的發展，防止演變成東部對西部的資源掠奪，減少對環境的破環，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鼓勵開發利用更多的清潔能源，使中西部地區共享一個可持續的生態發展環境。
政府更有“力”市場更有“利”
我國的節能減排是以各級政府推進為主導模式。“十二五”時期，預計這種模式會向市場力量推進的模式演化。但是，基于節能減排本身的公共屬性，其政府為主導的基本工作格局不會改變。
我們應在下述兩方面落實“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指導思想：一方面，必須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業過快增長，嚴禁污染產業和落后生產能力轉入中西部地區，加快運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另一方面，必須加速推動綠色GDP的迅速增長，把節能減排當作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抓手。
前者，要求政府更有“力量”去管控；后者，則要求市場更有“利益”可尋找，可獲得。前者，主要是迫切需要出臺對能源消費由相對量控制向絕對量控制的相關政策。后者，主要是迫切需要由直接補貼性推動向間接政策性推動轉變，比如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等。
2020年，我國建成的小康社會應是在綠色增長的基礎之上實現的。因此，未來十年左右的時間，應是實現綠色增長、形成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一段關鍵時期。在這一段時期，我們應該依托戰略新興產業，推進綠色GDP及居民個人綠色收入增長。我們需要通過對三次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能源供給結構的深度調整，來促進國家整體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其后，我國才可能進入以生態文明為顯著特征的新發展階段，走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
2012年是能源消費總量增速降低的一年，但能否成為我國向低碳方向持續邁進的一個分岔口？我們拭目以待。這也許需要等到結構調整成功，綠色增長實現之時，向來時的路徑回望，才能得以確認。
粗放、高碳的經濟發展方式
目前并未改變
基于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日益嚴峻的內外部約束，“十一五”時期，我國開始把能源消耗強度降低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確定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在該計劃期內，我國節能減排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
但是，這些努力與成效并未能夠根本改變我國粗放的、高碳的經濟發展模式。同時，能源消費強度降低等成績取得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們對于能源消費總量增速連年加大這一事實的認識。2011年，我國全年能源消費總量34.8億噸標準煤，相比上年增加7%（同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費增長2.5%，與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現在的狀況是，我國GDP約為世界總量的10%，能源消耗約為世界總量的20%，產生碳排放量約占世界總量22%。因此，粗放、高碳的經濟發展方式并未改變。
“十二五”時期，我國制定了覆蓋范圍更廣，更為細致明確的節能減排目標。既包括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16%、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下降8%—10%的總體目標，也包括各行業、重點領域和主要耗能設備的具體目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gesep.com十二五”和“十一五”的開局均不順利，兩個計劃期開局之年的主要節能減排目標均未實現。2012年主要的節能減排指標有望完成。但這應該主要是因為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導致對能源需求有所降低所致，這不能代表實質意義上的節能減排成效。也就是說，即使2012年我們能源消費總量增速得以放緩，主要節能減排目標實現，仍不能說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得到根本轉變。
結構性因素是制約
發展方式轉變的本質性因素
結構性因素是制約節能減排取得實質性進展、阻礙經濟發展方式獲得根www.gesep.com環保本性轉變的本質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大致可以包括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貿易結構、行業結構、企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結構等。近些年來，上述結構性因素并未得到明顯改變，甚至有向不利趨勢發展的可能。
從能源結構來看，一方面我國新能源建設與開發實現了大跨越發展，但是另一方面，從能源生產與消費結構來看，2011年非化石能源占我國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總量的比重約為8.7%和8%，分別比上年下降約0.5個百分點。反觀煤炭，2011年煤炭占一次能源生產總量、消費總量的比重均有所上升。我國政府設定了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1.4%的目標，該目標的實現從目前看也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
如果產業結構、能源生產及消費結構、行業產能結構等均得不到改善，那么節能減排也肯定無法得到實質性進展，經濟發展方式也無法得到實質性改變。圍繞綠色增長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加快結構調整的步伐。
節能環保等戰略新興產業
有望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速
結構調整中，首當其沖的是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中，首當其沖的是新興產業對傳統產業的替代。新興產業主要是指節能環保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
從長期而言，依托戰略新興產業，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支撐綠色低碳增長；就短期而言，可以適度緩解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應該依托戰略新興產業，推進綠色GDP及居民個人綠色收入增長。
節能環保產業涉及節能環保技術裝備、產品和服務等，產業鏈長，關聯度大，吸納就業能力強，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明顯。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是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是推動節能減排，發展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搶占未來競爭制高點的戰略選擇。
在未來3-5年期間，我國節能環保等戰略新興產業產值有望保持每年20%以上的平均增長速度。這是產業結構轉型的內在要求，按《“十二五”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預計，節能服務業銷售額年均增速保持30%，行業產值將由2010年的830億元達到2015年的3000億元。同時，根據相關規劃，到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要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8%左右，到202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15%。而據初步估算，2010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占GDP的比重約為4%。因此，如果實現上述目標，相關產業產值的增加速度大致需維持在15%-20%之間。
能源密集型工業需加快產業升級
提高核心競爭能力
傳統產業，不代表就應被替代或淘汰。尤其對于能源密集型工業而言，內部結構調整的核心是通過淘汰落后產能，推進產業升級來促使產業結構優化。
在后金融危機時期，歐美等發達國家實施“再工業化”戰略正成為趨勢。從“去工業化”轉向“再工業化”，意味著歐美制造業的就業比重開始回升，也意味著部分資金從發展中國家回流發達國家。
歐美重回制造業的內在含義在于搶占全球產業科技的制高點，掌握高端制造業的領導權。中國制造業總量已經是全球第一，但制造業產品的附加值很低，基本上處于國際產業的低端，是大而不強、大而不優，而且為此付出的資源環境的代價非常大。“十二五”期間，中國高端制造業列為七大戰略新興產業之一，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重中之重。因此,能源密集型工業必須加快產業升級，提高其核心競爭能力。
避免污染由東部地區
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2011年東部地區平均單位GDP能耗為0.7029噸標準煤，中部為0.978噸標準煤，東北地區為1.02噸標準煤，西部地區為1.388噸標準煤。西部地區主要依靠資源優勢，發展高耗能工業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國家節能減排目標的確立，對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來看又是一個限制。2011年我國節能減排指標任務沒有如期完成的省份，大多在中西部地區。
西部節能減排的困難主要來自于國內高耗能產業由東部向西部的轉移，原本就很大的節能減排壓力也隨之增加。因此，西部大開發從某種意義上也是能源大開發，在這一過程中需要盡量照顧西部的發展，防止演變成東部對西部的資源掠奪，減少對環境的破環，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鼓勵開發利用更多的清潔能源，使中西部地區共享一個可持續的生態發展環境。
政府更有“力”市場更有“利”
我國的節能減排是以各級政府推進為主導模式。“十二五”時期，預計這種模式會向市場力量推進的模式演化。但是，基于節能減排本身的公共屬性，其政府為主導的基本工作格局不會改變。
我們應在下述兩方面落實“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指導思想：一方面，必須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業過快增長，嚴禁污染產業和落后生產能力轉入中西部地區，加快運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另一方面，必須加速推動綠色GDP的迅速增長，把節能減排當作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抓手。
前者，要求政府更有“力量”去管控；后者，則要求市場更有“利益”可尋找，可獲得。前者，主要是迫切需要出臺對能源消費由相對量控制向絕對量控制的相關政策。后者，主要是迫切需要由直接補貼性推動向間接政策性推動轉變，比如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等。
2020年，我國建成的小康社會應是在綠色增長的基礎之上實現的。因此，未來十年左右的時間，應是實現綠色增長、形成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一段關鍵時期。在這一段時期，我們應該依托戰略新興產業，推進綠色GDP及居民個人綠色收入增長。我們需要通過對三次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能源供給結構的深度調整，來促進國家整體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其后，我國才可能進入以生態文明為顯著特征的新發展階段，走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