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期以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新常態，描述經濟增長趨勢的詞匯也在不斷變幻。先是“減速”出現，宣告兩位數增長的時代過去了；繼而是“斷崖式”登場，被用來刻畫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再加上標題黨的修飾與渲染，使得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昨天說“有專家說中國不會陷入"斷崖式"下跌”，今天 又說“有專家說中國可能陷入"斷崖式"下跌”。不管最終會不會陷入，“斷崖式”概念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似乎中國經濟已經與“斷崖式”脫不了干系。既然如 此，那我們就需要研究到底什么是“斷崖式”下跌。
一、短暫斷崖還是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
兩種“斷崖式”下跌的實質差別不在于短期會不會發生急劇減速，而是看減速后是否反彈回升。
自然界的斷崖，許多人可能都見過甚至爬過、攀過。但經濟領域的斷崖，許多人可能只聽過這個概念，未必切身經歷過。經濟現實中，“斷崖式”下跌也并非一 個全然憑空臆造的詞匯，而是確實在不少經濟體曾經出現過這種現象。進一步來看，即便是斷崖，此斷崖與彼斷崖也未必相同。有些“斷崖式”下跌僅僅是短期的劇 烈波動，急劇下跌之后還將反彈，雖然不一定能夠回升至原有水平。有些“斷崖式”下跌則可能導致長期趨勢性減速，急劇下跌之后將較長時間保持在低位。兩種 “斷崖式”下跌的實質差別不在于短期會不會發生急劇減速，而是看減速后是否反彈回升。
短暫的“斷崖式”下跌實際上經常在世界各國發生，許多國家經濟增長過程中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出現急劇下降，比如我國1967年的急劇下跌、日本1970 年的急劇下跌、我國臺灣1974年的急劇下跌等。各國普遍性發生短暫的“斷崖式”下跌的情況也曾經出現過，比如1973—1975年兩次石油危機沖擊下一 些西方國家出現的急劇增長速度下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許多國家在2009年出現的急劇下跌等。短暫的“斷崖式”下跌，一 般會在采取宏觀調控或發展改革措施之后反彈。
造成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雖然沒有短暫的“斷崖式”下跌那么常見，但在現實經濟中也曾多次出現。從全球范圍來看，包括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 比利時、盧森堡、荷蘭以及我國臺灣等經濟體，在高增長之后出現了“斷崖式”下跌，即“臺階式”減速。這些經濟體在經歷了“斷崖式”下跌之后，原來的高速經 濟增長就一去不復返了。因此，真正需要關注的不是短暫的“斷崖式”下跌，而是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
二、什么因素引發了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
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要么源自巨大外部沖擊，要么來自內部急劇變化或動蕩，要么源自重大政策失誤。
德國、法國、意大利等西歐國家出現的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基本上是在兩次石油危機沖擊后。其中，大部分只經歷了一次“斷崖式”下跌，比如法 國、意大利、比利時、盧森堡、荷蘭等在1973—1975年兩次石油危機沖擊下出現的“斷崖式”下跌。這次集體性的“斷崖式”下跌，基本上是外部沖擊與各 國內部因素疊加的結果。德國經歷了兩次“斷崖式”下跌，其中一次是在石油危機沖擊下出現的，一次是在兩德合并后出現的。前者與其他西歐經濟體別無二致，后 者在一定意義上是兩德合并的代價，或者兩德合并導致統計數據不連續所致。總體而言，歐洲國家的“斷崖式”下跌基本上是外部沖擊或內部劇變帶來的結果。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發生在東亞地區的“斷崖式”下跌——鄰國日本和我國臺灣。日本也經歷了兩次“斷崖式”下跌，第一次先于石油危機沖擊，發生在上世紀 60年代末期，在日本“國民收入倍增”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后。1967年日本出現了史無前例的12.7%的增長率，由于通貨膨脹、環境污染、交通擁擠等隨之 而來，于是日本出現了反增長的強烈呼聲——“讓GDP去見鬼吧”，正如我們前幾年的“GDP萬惡之源說”等去GDP言論一樣。而當時也正好是日本勞動力供 求關系變化的關鍵時期——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被韓國和我國臺灣所替代。需要說明的是，當日本經濟在1970年出現接近14個 百分點的“斷崖式”下跌之后，“讓GDP見鬼去”的聲音便從此銷聲匿跡了，重新實現經濟增長的主張得到廣泛擁護。實際上，當環境污染等問題真正引起重視、 反對經濟增長的聲音出現之時，高速增長已經接近尾聲了。日本第二次“斷崖式”下跌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廣場協議、日元急劇升值之后。為了阻止短期出口下 滑，日本采取了極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催生了嚴重的泡沫經濟，導致了1991—1992年的第二次“臺階式”下跌。可以說，日本兩次“斷崖式”下跌，并非西 歐式的外部沖擊，而是國內重大政策失誤所致。
我國臺灣的“斷崖式”下跌更加特別。臺灣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發生在1988年，對應的是臺灣開放黨禁報禁、領導人更替、推行急劇民主化的歷 史背景。發生于1988年5月20日的“1988年臺灣農民運動”（又稱520事件、520農民運動）是一次大規模的農民社會群眾運動，也是臺灣解嚴后首 次爆發激烈警民沖突的社會群眾運動，從此標志著臺灣社會動蕩開始。這時候許多臺灣人關心的不是搞建設而是“鬧革命”。1988年臺灣出現了高達12個百分 點的“斷崖式”下跌，從此臺灣的高增長時期徹底結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急劇民主化導致了臺灣的“斷崖式”下跌。
可見，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要么源自巨大外部沖擊，要么來自內部急劇變化或動蕩，要么源自重大政策失誤。這也意味著，如果不搞急劇民主化，沒有發生內亂，沒有重大政策失誤，以及重大外部沖擊，一般不會發生“斷崖式”下跌。
三、中國會不會出現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
我國雖然能源凈進口對外依賴度較高，工業比重較高但并不明顯過高，而出口比重并非較高而是較低。因此，我國出現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可能性并不大。
正如“斷崖式”下跌存在兩種情形一樣，關于中國出現“斷崖式”下跌的討論實際上也存在兩種含義。有些學者說中國并不排除或有可能陷入“斷崖式”下跌， 更多是指短期內的急劇下跌。另外一些學者說中國不會陷入“斷崖式”下跌，更多是說長期的“斷崖式”下跌，是就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而言，雖然減速不可避 免，但一般不會呈現“臺階式”減速。
我們認為，正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等曾經導致我國出現不太典型的短暫“斷崖式”下跌一樣，如果再發生比較大的內部結構變化或外部沖擊，我國仍然有 可能出現短暫的“斷崖式”下跌。對此，我們一定要努力避免，但如果不幸發生，也不必驚慌失措，只要及時采取強有力的危機管理或調控措施，經濟增長率隨后一 般都會反彈。真正需要關注的是造成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
我們的研究表明，發生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即“臺階式”減速的經濟體，大部分是工業比重較高、出口比重較高和對能源凈進口依賴較高的“三高”型 國家。由于對外依存度比較高，就容易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比如在石油危機的沖擊下，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發生了明顯的“臺階式”減速。這也意味著，如果 工業比例不高、出口率不高、對外部能源的凈依存度不高，那么陷入“斷崖式”下跌的可能性就不大。
從我國情況來看，雖然能源凈依存度比較高，但工業比例和出口率相對穩定且并不算高。我國工業比例長期變化趨勢與東亞主要國家基本一致，與馬來西亞、印 度尼西亞比較接近。我國工業比例在1980年和2006年兩次出現峰值（48%和47.9%），與德國（48.1%，1970年）、智利 （49.3%，1974年）、阿根廷（50.9%，1976年）、波蘭（50.1%，1990年）、馬來西亞（49.7%，2005年）等國比較接近。雖 然屬于世界較高水平，但我國仍然處于各國工業比例峰值正常區間范圍之內，接近上限但并未超過上限成為奇異值，可以說雖然較高但還得不出明顯偏高的結論。
我國出口率雖然在2004—2008年之間曾經短暫上升，但在此前與此后的大部分時間里，長期低于世界總體和各國平均水平，低于東亞太平洋發展中國家 組5個百分點，屬于世界上較低的二分之一國家。即使創紀錄的2006年，我國出口率也與韓國（39.7%）相當，明顯低于馬來西亞（116.6%）、泰國 （73.7%）、越南（73.6%）、蒙古（59.4%）、菲律賓（46.6%）等東亞國家，比利時（80.8%）、愛爾蘭（78.9%）、匈牙利 （77.7%）、荷蘭（72.8%）、保加利亞（61.2%）、奧地利（56.4%）、瑞士（52.5%）、丹麥（52.1%）、德國（45.5%）等歐 洲國家，以及智利和以色列等，更不用說土庫曼、阿聯酋、沙特等中東、中亞產油國。從統計數據角度來看，得不出我國出口比例較高的結論。
可見，我國雖然能源凈進口對外依賴度較高，工業比重較高但并不明顯過高，而出口比重并非較高而是較低。因此，我國出現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可 能性并不大。從另一視角來看，由于我國存在傳統的城鄉和新興的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內陸“雙重二元結構”，理論上經濟增長具有“多速非同步”特征，經濟增長動 力有可能呈現此起彼伏的接力狀態，從而使我國在高增長之后的減速過程更有可能像英國、美國、韓國的“波浪式”減速，而非日本、德國、法國和我國臺灣等經歷 的“臺階式”減速。通俗點說，就是由于我國幅員遼闊（不像日本和我國臺灣那樣沒有戰略縱深，沒有回旋余地），區域發展不平衡，差距比較大，中西部地區在拖 后退——經濟上升時拖住不讓上得太快，經濟下行時拖住不讓下得太快，雖然在大干快上的年頭經常被埋怨，但是發生“波浪式”而非“臺階式”減速的可能性更大 些。
由此可見，雖然我國發生短暫“斷崖式”下跌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發生導致長期減速的“斷崖式”下跌，即“臺階式”減速的可能性并不大。當然無論哪種 “斷崖式”下跌，都有可能造成比較大的不利影響甚至破壞，需要我們努力加以避免。這也正是當前高度重視經濟下行壓力，堅定不移穩增長的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