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18日召開的全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經驗交流會上，住房城鄉建設部部長陳政高要求“開創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新局面”，但他同時強調，如果不在資金籌措的問題上“想出辦法、邁出步伐”，僅僅依靠財政資金、土地出讓金、地方債、銀行貸款等傳統籌資渠道，將無法滿足巨大的投資需求。
籌資渠道轉變
根據財政部的相關測算和預判，至2020年，城鎮化帶來的投資需求約為42萬億元，在明確了經濟“新常態”和“改革優先于刺激”的政策前提下，新型城鎮化顯然要加緊建立多元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
但對于地方政府而言，資金方面的壓力并不小。9月21日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明確了“對地方政府舉債中央政府實行不救助原則”，地方發債將受到嚴格控制。此外，修訂后的《預算法》明確規定僅省級政府可舉債，且額度由國務院控制，“債多不愁”將徹底終結。
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傳統資金來源正在收緊，但利好消息是9月24日財政部下發《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是國家確定的重大經濟改革任務，對于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構建現代財政制度具有重要意義”，并要求各級財政部門重點關注城市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領域。城市供水、供暖、供氣、污水和垃圾處理、地下綜合管廊、軌道交通等細分行業均在其列。
目前，在大中型城市，部分城市基礎設施領域的公私合作模式起步較早，并培養出一大批很有競爭力的大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如國有上市公司北京首創股份目前持續保有逾100億元的銀行授信，此外還通過中期票據、境外融資、信托、資產證券化、短期融資券等方式籌集數十億元資金。天津生態城則在“不取不予、自我平衡”政策之上，通過特許經營權授予、購買服務等手段較好地解決了普遍存在的“資金怎么來”的問題，始終保持零負債。在明確“大力利用社會資本”的前提下，這些全國典型經驗有望得到推廣。
用好社會資本
業內專家認為，不少地方在利用社會資本方面邁不出步伐，是因為某個時段、某個項目上曾經出現過問題而“廢食”。此外，雄厚的社會資本雖然保持著相當的熱情，但對進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仍有顧慮，特別是公私合作之間的利益協調問題。
如烏魯木齊市副市長宋亞君在對引入社會資本表示認可的同時，也表示了一些擔心。他認為，一些地方雖然制訂了公共事業特許經營的管理辦法，但是項目運作、洽談、論證目前還欠缺經驗，招標的過程暗藏風險，同時政府的標準和企業能力還存在一定差距。唐山市副市長李國忠也表示，如果價格調整機制不能完全市場化，責任和利潤的矛盾不能解決，政府反而會受到制約。
事實上，對于燃氣等“使用者付費”為基礎的項目而言，不僅要涉及價格調整機制，更要緊緊圍繞民生。如果出現技術不規范、商業可行性不匹配、風險分配機制缺失等一系列問題都可能造成公私合作項目利潤下降甚至虧損，那么政府就必須為這些損失提供擔保，對社會穩定負責。
針對公私關系的問題，安徽省副省長陳樹隆結合實踐給出的答案是“強化規范運作，明確政府和企業的契約關系和責任權利對等的原則”。在強化政府的監督管理職能的基礎上，重點調研合理投資回報率。
另一個得到業內廣為認同的案例是北京地鐵4號線項目。該項目在招標前明確了盈利機制和風險共擔機制。項目采用“測算票價”作為確定投資方運營收入的依據，并將客流預測結果納入特許經營協議，作為投資談判的基礎和后期實施客流風險補償的依據，確保了項目的順利進行。
總體而言，從本次交流會主管部門推出的17個經驗典型來看，社會資金并不缺乏，缺乏的是對“從管行業轉變為管市場，從對企業負責轉變為對公眾負責、對社會負責”改革思路的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