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鎮化迫切需要向綠色發展轉型。今年以來，全國許多地區出現霧霾天氣，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魯地區等區域，大氣污染程度十分嚴重。按照2012年2月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全國有2/3的城市空氣質量不達標。對霧霾的擔憂尚未散去，地下水的污染又激起了巨大的波瀾。有關部門對118個城市的連續監測數據顯示，約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33%的城市地下水受到輕度污染，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空氣污染、水污染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大城市病”的集中表現，所造成的健康損失極大，事關生命安全。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大城市病”并不僅僅是人口和產業過度集中所造成的交通擁擠、空氣污染等問題，更與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和扭曲的激勵機制聯系在一起，最終導致了“病態的城市化”。尤其是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甚至直接威脅城鎮居民的生存底線，喝干凈水，吸清潔空氣已經成為重大的民生期待。
中國城鎮化如何向綠色發展轉型？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之路。推進城鎮化的綠色發展轉型，需要圍繞城市體系、產業結構、制度安排及企業和公眾參與機制等五個方面進行。
第一，反思特大城市優質資源高度集中的弊端，優化城市結構體系，走均衡城鎮化之路。科學制定城市規劃，引導城鎮人口合理布局，改變人口、產業、資源過于集中少數大城市的局面，從根本上緩解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資源環境壓力。要優化城市結構體系，堅持“兩條腿走路”，實現城鎮化均衡發展。一是大力發展城市群來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規模效應和輻射效應，以大帶小、合理分工。應把城市群作為主體形態，增強城市綜合承載能力，既防止大城市過度膨脹，也注意推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協調發展。應采取以大都市圈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實行組團式的城市結構，明確都市圈中城市之間的功能定位，形成合理高效的城市分工體系，通過大都市的輻射能力，直接把周邊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納入塊狀的城市圈內。二是依托縣城發展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增強中小城市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聚集功能，鼓勵更多的人實現就地城鎮化。通過發展城市群和做多中小城市，科學布局城市體系，改變城市體系“頭重腳輕”態勢，使人口合理流動，解決大城市人口過度膨脹以及城市功能過分集中所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
第二，著力解決經濟發展方式過于粗放的問題，加快形成支撐綠色城鎮化的產業基礎。城鎮化離不開產業支撐，推進城鎮化綠色轉型更需要實現產業的綠色發展。傳統的城鎮化過程中產業發展方式過于粗放，帶有明顯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特點，是造成“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推動產業綠色發展，應通過積極控制增量、優化存量的方式，構建綠色現代產業體系。增量方面，要建立差別化的產業進入機制，進一步提高火電、石油煉制、有機化工、鋼鐵、有色金屬、水泥、建材等高耗能、高排放和產能過剩行業的環境準入門檻;加強綠色制造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大力推行綠色生產，積極發展綠色先進制造業;要按照全國主體功能區定位，綜合考慮資源、環境、物流等因素，有重點地發展現代服務業，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應重點扶持節能環保產業和綠色服務業的發展，不斷提升節能環保技術裝備水平和服務水平，并以此帶動其他產業的綠色發展。中國環保產業發展潛力巨大，相關測算表明，節能環保產業產值年均增長15%以上，到2015年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達到4.5萬億元，但目前中國對節能環保產業的扶持力度較小，節能、環保等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過低，如中國政府對新能源的補貼只占GDP的0.2%，比發達國家要低一至兩倍。存量方面，應因地制宜推行現有企業群集約化和燃料清潔化發展，對規模小、重復性高的行業進行有效整合;加快綠色技術改造傳統制造業，提高傳統制造業生產資源利用效率，降低其對生態環境的損害程度，實現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完善綠色生產技術指標體系和產品標準體系，對重點耗能、污染企業加大檢查懲罰力度，倒逼企業加快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完善企業退出機制，加快淘汰產能效率低、優化升級難度大的企業。
第三，建立更加嚴格環境保護制度，健全環境監督體系，依法推進城鎮化走綠色發展之路。推進綠色城鎮化需要政府發揮“有形之手”的作用，加強公共服務管理，通過建立健全相關環境保護制度，實現利益調節和行為糾偏。首先，要確立政府績效考核的綠色導向，明確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保護的政府責任，從根本上扭轉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績觀，將單位GDP能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強度等指標納入地方政績考核的硬指標體系，使促進綠色城鎮化成為地方政府的自覺行為。其次，要廣泛借鑒、吸取發達國家通過立法手段治理污染的成功經驗，結合當前國情、民情，加快推進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等法律的修訂工作，研究制定大氣污染物總量控制、排污許可證管理、機動車污染防治、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實現環境保護“有法可依”;強化環境保護中的法治管理，加大對環境污染違法行為的查處力度，實現環境保護“有法必依”。針對現行環保法“違法成本低”問題，要大力提高違法成本，以“雙罰制”、“按日計罰”等手段懲治排污企業，還應引入更多的強制性手段，推動污染入刑，以震懾違法行為。最后，要健全污染監測、預警和風險評估機制，加強環境監督體系建設，提升自身的監測能力，健全空氣和水污染的應對體系，提高執行力，解除民眾焦慮，增強居民安全感;盡快建立區域聯防聯控機制，建立區域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構建區域、省、市聯動一體的應急響應體系，推動各項防治措施有效落實。
第四，激勵企業主動減排治污，提倡低碳環保的生產方式，用市場機制推進城鎮化的綠色發展。防治污染不僅靠法律法規所形成的約束機制，還需要靠以經濟手段為主的激勵機制，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應進一步探索運用經濟手段激勵市場主體主動治污減污，對積極從事治污減污工作的企業，提供財稅和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建立健全支持企業自主減排治污的財政制度，加大對符合環保要求的綠色產品的政府采購力度，對主動減排治污的企業可采取適當的補貼。加快研究設立環境保護稅，合理確定環境稅征收的范圍、標準和對象，逐步形成完整的環境稅稅系。在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的過程中，可探索對優先采用清潔生產工藝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建立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制度，推進環境金融產品創新，完善市場化融資機制，加大對符合環保要求和信貸原則的企業和項目的信貸支持力度，并對高污染、高能耗企業和項目的貸款需求采取嚴格的限制性條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鼓勵條件具備的地區進行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的試點，建立健全排污權交易體系。發揮民營企業在城市綠色發展中的作用，調動民間資本參與城市環境改善和發展環保產業的積極性。
第五，提高公民環境保護的意識，提倡綠色消費模式，引導市民廣泛參與城鎮化的綠色發展。倡導綠色消費方式，有利于帶動綠色產業發展，促進城鎮產業結構升級優化，進而推動城鎮化綠色轉型。中國綠色消費市場潛力巨大。有研究表明，80%以上的歐美國家消費者把環保購物放在首位，愿意為環境清潔支付較高的價格，而與國外相比，中國的綠色消費人群比例要低很多。中國綠色消費人群規模較小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費者缺乏必要的綠色消費意識，以及消費者不具備對高價綠色產品的消費能力。為此，要進一步增強公民環保意識，增強公眾對環境保護的監督，將環保意識上升為公民意識，將環保行動普及為公民行動。加大綠色消費的補貼力度和信貸支持，鼓勵消費者購買和使用節能環保產品和環境標志產品。要加強對綠色生活和消費模式的輿論宣傳，促進公民逐步樹立綠色消費觀，在全社會營造生態、適度、節儉的綠色消費氛圍。
中國城鎮化如何向綠色發展轉型？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之路。推進城鎮化的綠色發展轉型，需要圍繞城市體系、產業結構、制度安排及企業和公眾參與機制等五個方面進行。
第一，反思特大城市優質資源高度集中的弊端，優化城市結構體系，走均衡城鎮化之路。科學制定城市規劃，引導城鎮人口合理布局，改變人口、產業、資源過于集中少數大城市的局面，從根本上緩解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資源環境壓力。要優化城市結構體系，堅持“兩條腿走路”，實現城鎮化均衡發展。一是大力發展城市群來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規模效應和輻射效應，以大帶小、合理分工。應把城市群作為主體形態，增強城市綜合承載能力，既防止大城市過度膨脹，也注意推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協調發展。應采取以大都市圈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實行組團式的城市結構，明確都市圈中城市之間的功能定位，形成合理高效的城市分工體系，通過大都市的輻射能力，直接把周邊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納入塊狀的城市圈內。二是依托縣城發展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增強中小城市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聚集功能，鼓勵更多的人實現就地城鎮化。通過發展城市群和做多中小城市，科學布局城市體系，改變城市體系“頭重腳輕”態勢，使人口合理流動，解決大城市人口過度膨脹以及城市功能過分集中所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
第二，著力解決經濟發展方式過于粗放的問題，加快形成支撐綠色城鎮化的產業基礎。城鎮化離不開產業支撐，推進城鎮化綠色轉型更需要實現產業的綠色發展。傳統的城鎮化過程中產業發展方式過于粗放，帶有明顯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特點，是造成“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推動產業綠色發展，應通過積極控制增量、優化存量的方式，構建綠色現代產業體系。增量方面，要建立差別化的產業進入機制，進一步提高火電、石油煉制、有機化工、鋼鐵、有色金屬、水泥、建材等高耗能、高排放和產能過剩行業的環境準入門檻;加強綠色制造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大力推行綠色生產，積極發展綠色先進制造業;要按照全國主體功能區定位，綜合考慮資源、環境、物流等因素，有重點地發展現代服務業，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應重點扶持節能環保產業和綠色服務業的發展，不斷提升節能環保技術裝備水平和服務水平，并以此帶動其他產業的綠色發展。中國環保產業發展潛力巨大，相關測算表明，節能環保產業產值年均增長15%以上，到2015年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達到4.5萬億元，但目前中國對節能環保產業的扶持力度較小，節能、環保等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過低，如中國政府對新能源的補貼只占GDP的0.2%，比發達國家要低一至兩倍。存量方面，應因地制宜推行現有企業群集約化和燃料清潔化發展，對規模小、重復性高的行業進行有效整合;加快綠色技術改造傳統制造業，提高傳統制造業生產資源利用效率，降低其對生態環境的損害程度，實現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完善綠色生產技術指標體系和產品標準體系，對重點耗能、污染企業加大檢查懲罰力度，倒逼企業加快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完善企業退出機制，加快淘汰產能效率低、優化升級難度大的企業。
第三，建立更加嚴格環境保護制度，健全環境監督體系，依法推進城鎮化走綠色發展之路。推進綠色城鎮化需要政府發揮“有形之手”的作用，加強公共服務管理，通過建立健全相關環境保護制度，實現利益調節和行為糾偏。首先，要確立政府績效考核的綠色導向，明確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保護的政府責任，從根本上扭轉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績觀，將單位GDP能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強度等指標納入地方政績考核的硬指標體系，使促進綠色城鎮化成為地方政府的自覺行為。其次，要廣泛借鑒、吸取發達國家通過立法手段治理污染的成功經驗，結合當前國情、民情，加快推進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等法律的修訂工作，研究制定大氣污染物總量控制、排污許可證管理、機動車污染防治、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實現環境保護“有法可依”;強化環境保護中的法治管理，加大對環境污染違法行為的查處力度，實現環境保護“有法必依”。針對現行環保法“違法成本低”問題，要大力提高違法成本，以“雙罰制”、“按日計罰”等手段懲治排污企業，還應引入更多的強制性手段，推動污染入刑，以震懾違法行為。最后，要健全污染監測、預警和風險評估機制，加強環境監督體系建設，提升自身的監測能力，健全空氣和水污染的應對體系，提高執行力，解除民眾焦慮，增強居民安全感;盡快建立區域聯防聯控機制，建立區域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構建區域、省、市聯動一體的應急響應體系，推動各項防治措施有效落實。
第四，激勵企業主動減排治污，提倡低碳環保的生產方式，用市場機制推進城鎮化的綠色發展。防治污染不僅靠法律法規所形成的約束機制，還需要靠以經濟手段為主的激勵機制，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應進一步探索運用經濟手段激勵市場主體主動治污減污，對積極從事治污減污工作的企業，提供財稅和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建立健全支持企業自主減排治污的財政制度，加大對符合環保要求的綠色產品的政府采購力度，對主動減排治污的企業可采取適當的補貼。加快研究設立環境保護稅，合理確定環境稅征收的范圍、標準和對象，逐步形成完整的環境稅稅系。在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的過程中，可探索對優先采用清潔生產工藝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建立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制度，推進環境金融產品創新，完善市場化融資機制，加大對符合環保要求和信貸原則的企業和項目的信貸支持力度，并對高污染、高能耗企業和項目的貸款需求采取嚴格的限制性條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鼓勵條件具備的地區進行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的試點，建立健全排污權交易體系。發揮民營企業在城市綠色發展中的作用，調動民間資本參與城市環境改善和發展環保產業的積極性。
第五，提高公民環境保護的意識，提倡綠色消費模式，引導市民廣泛參與城鎮化的綠色發展。倡導綠色消費方式，有利于帶動綠色產業發展，促進城鎮產業結構升級優化，進而推動城鎮化綠色轉型。中國綠色消費市場潛力巨大。有研究表明，80%以上的歐美國家消費者把環保購物放在首位，愿意為環境清潔支付較高的價格，而與國外相比，中國的綠色消費人群比例要低很多。中國綠色消費人群規模較小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費者缺乏必要的綠色消費意識，以及消費者不具備對高價綠色產品的消費能力。為此，要進一步增強公民環保意識，增強公眾對環境保護的監督，將環保意識上升為公民意識，將環保行動普及為公民行動。加大綠色消費的補貼力度和信貸支持，鼓勵消費者購買和使用節能環保產品和環境標志產品。要加強對綠色生活和消費模式的輿論宣傳，促進公民逐步樹立綠色消費觀，在全社會營造生態、適度、節儉的綠色消費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