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中國從一個擁有8億農民的國家變成一個擁有8億城市人口的國家，城鎮化率從18%提升到58%。
中國在創造高速經濟增長奇跡的同時，也創造了城鎮化的奇跡。進入新時代，由“上半場”轉向“下半場”的中國城鎮化該何去何從？
“這個階段主要的特征就是由單純的城市化轉變到城鄉融合發展。”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6月2日召開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8年會上拋出這一觀點。
錢穆先生說：鄉里人終需走進都市，城市人終需回歸鄉村。
中國人的根在鄉村。“只有實現城市和農村的共同提升，才能完成中華民族進入城鎮化的新時代。”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大學副校長吳志強說。
他表示，農村是提升城鎮化品質的重要保障，不能簡單地把農村人口都轉移到城市，而是要把城市治理好，把農村振興起來。
但這并不容易。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坦言，實現城鄉協同、鄉村振興的制度性障礙亟待革除。
他認為，現在主要有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級制度三種制度性障礙。“如果這些制度性障礙不解除的話，鄉村振興可能只是一個美好的夢想而已。”
回顧過去40年，在中國城市經濟學會會長晉保平看來，之所以中國的城鎮化發展迅速，主要是因為政府和市場雙重力量大大地推動了資源向城市流動，而這種資源包括資本、人才、土地等很多方面。
那么，在今后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如何更多地考慮鄉村振興呢？他認為，應該由政府主導，調整和控制資源在進一步向城市快速流動的同時盡可能地向農村流動。
“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持鄉村發展，鄉村振興可能就是一句空話。”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主任歐陽志云直言。
很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古村落保護。“村落的衰敗在于外界的資源進不去。”晉保平說，宅基地產權不明確、戶籍問題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會資源向農村傾斜，人才進不去，資本進不去，包括其他社會資源也很難進去。
為此，他呼吁，為進一步推動新型城鎮化，妥善解決城市與農村融合發展問題，更好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應該認真研究如何把資源通過行之有效的手段向農村傾斜。
未來還是可期的。“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將成為一種新趨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善同表示，未來我國的城鄉一體化是一種雙向城鄉一體化。
他在研究中發現，近年來，人口由農村往城里遷移出現速度減緩的趨勢。2001~2002年，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平均每年增加1311萬，2003~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587萬，2013~2015年平均每年增加183萬。與此同時，我國資本下鄉、技術下鄉、人才下鄉的速度在加快。
實現城鄉融合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表示，我們要賦予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新時代內涵。
他指出，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關鍵一躍，必須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現代化，這就需要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提高勞動生產率。
另一方面，農民工尚未成為市民，基本公共服務享受不到位，勞動力供給不穩定，“關鍵是戶籍制度改革”。
城鎮化的前半段，中國人以勤勞的勞動力推進，吳志強將其稱為體力城鎮化；而后半段應該由智慧創造力來推進，他將其稱為智力城鎮化。“勤勞和智慧的中國人民，將完成5000年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變革。”吳志強對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之路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