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快速的城鎮經濟發展與人口集聚對區域資源環境造成了巨大壓力，資源環境保障能力建設與城鎮化發展不協調的矛盾愈演愈烈。
在提高城鎮化質量的發展導向下，如何解決其進程中的資源環境問題？如何真正做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城鎮化？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國家環境保護環境規劃與政策模擬重點實驗室常務副主任蔣洪強。
城鎮化過程
是一把“雙刃劍”
城鎮化發展雖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由于城鎮人口的不斷增加，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城市環境問題，并且出現加劇的跡象。
記者：目前我國城鎮化處在怎樣的階段？城鎮化進程給資源和環境帶來了怎樣的壓力？
蔣洪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快速發展，城鎮化率從1990年的26.41%快速上升到2011年51.26%，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未來10年，我國仍將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預計到2015年，我國城鎮化率將達到55%，到2020年，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總體上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根據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經驗，城鎮化率在30%-70%期間是加速城鎮化的時期，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在80%左右）。
城市化快速發展造成資源能源的過度使用和浪費。經濟發展的主要載體是城市，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依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以“資源換增長”的發展模式仍普遍存在。跟國外主要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資源相對緊缺，人均資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我國能源消耗卻十分巨大，能源利用率較低，2008年每萬美元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是美國的4倍，是德國的4.4倍、日本的8倍、英國的5.7倍，甚至是巴西的2倍。城市快速發展造成土地資源供應緊張，我國城市發展的“攤大餅”現象相當嚴重，造成了土地利用效率較低。
記者：在您看來，隨著社會對環境資源重視程度的增加，未來我國城鎮化進程與資源環境污染矛盾會如何解決？
蔣洪強：城鎮化過程是一把“雙刃劍”，中國城鎮化發展的三十年雖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由于城鎮人口的不斷增加，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城市環境問題，并且出現加劇的跡象。
據測算，城鎮化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增加能源消耗4940萬噸標煤，增加城鎮居民生活用水量約11.6億立方米，增加鋼材消耗645萬噸，水泥2190萬噸，增加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11億噸，生活COD排放量3萬噸，生活氨氮排放量1萬噸，生活氮氧化物排放量19.5萬噸，生活CO2排放量2525萬噸，生活垃圾產生量527萬噸。
可以預見，未來五年我國城市化和城市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主要的挑戰，仍是城市的快速發展與城市水資源、土地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之間的矛盾，即城市的生態環境承載力問題。當然，這些問題都是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在城鎮化進行中，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隨著人們的意識不斷提高，特別對資源環境的重視程度增加，這種矛盾將會有所緩解。
強制減排將促進城鎮化優化
在城鎮化進程中，必須注重節水、節能、節地，加大清潔能源使用，加強生態保護，加大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和機動車污染控制等
記者：我國“十二五”期間的減排任務和分解到各年的減排指標是否可以順利實現？原因是什么？強制減排指標是否會給城鎮化進程帶來壓力？
蔣洪強：“十一五”期間我國環境壓力遠遠超過規劃情景預期，但最終依然超額實現主要污染物減排目標，實屬來之不易。“十二五”時期，新增了氨氮和氮氧化物兩項約束性指標，要求排放總量比2010年各減少10%，原有全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要求比2010年各減少8%，并新增了畜禽養殖、機動車污染減排等領域，減排壓力巨大。
從目前四項主要污染物減排指標完成看，2011年，全國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別下降2.2%、2%和1.52%，基本完成年度減排任務；氮氧化物排放量上升了5.73%，未完成年度減排任務。2012年，經核查核算，全國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分別比上年減少3.05%、4.52%、2.62%、2.77%，全面完成了年度減排任務。
“十二五”期間，重化工業增長壓力依然較大，一些地方淘汰落后產能、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較為緩慢，結構減排的主力作用明顯不足。“十一五”實施的大批減排工程中部分污染治理設施運行還不穩定，造成非正常新增排放量。同時，“政府負責、環保牽頭、部門聯動”的減排協同推進機制尚不健全。減排政策措施尚未出臺或落實到位。
總體來看，還不能對實現“十二五”污染減排目標持樂觀態度，尤其是氮氧化物污染減排目標實現難度較大。“十二五”后三年，應抓住重點強力實施，進一步明確任務嚴格考核，建立和完善減排長效機制，在落實氮氧化物減排政策，并在環保新政策制度出臺等方面做出積極的調整。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居民轉變為城鎮市民過程中，將帶來能源、水資源、土地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大幅度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將加劇節能減排的艱巨性。因此，在城鎮化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節能減排工作。
我個人認為，雖然從短期來看，受主要污染物減排指標的約束，城鎮化進程會受一定影響。但從長期看，由于減排指標的約束，使得城鎮化發展不能盲目擴張。在城鎮化進程中，必須把握好適當的節奏和規模，進行科學合理規劃布局，注重節水、節能、節地，加大清潔能源使用，加強生態保護，加大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和機動車污染控制等。按此下去，最終不但不會影響城鎮化發展，還會對城鎮化進程帶來良好的促進和優化作用。
注重城鎮化發展質量
各地應根據本地區資源優勢，把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結合起來，選擇適合自身特點的城市發展模式，避免跟風炒作，急功近利。
記者：目前國內在推進城鎮化方面，存在哪些誤區？如何突破中國城鎮化過程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問題，真正做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城鎮化？
蔣洪強：目前國內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我認為還存在兩個誤區：一是急功近利。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面臨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等諸多矛盾和問題。然而，目前我國許多地方對城鎮化發展，沒有做到系統思考和全盤考慮，往往為了政績和面子形象，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二是千篇一律。在城鎮化發展中，許多城市還是過多地重視城市的經濟和社會功能，而忽視了自身所存在的文化底蘊和內涵，沒有深入挖掘自身的優勢和選擇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模式，創新性不夠，許多是盲目跟風炒作，趕時髦、喊口號、貼標簽。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新布局。各城市在選擇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上應按照黨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根據本地區資源優勢，把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結合起來，選擇適合自身特點的城市發展模式，避免跟風炒作，急功近利。
首先，要基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來建立城市空間的發展布局規劃，通過合理確定城市開發邊界，提高建成區人口密度，提高資源集約利用，防止特大城市面積過度擴張。
其次，加強城市公用設施和公共交通系統以及信息化、網絡化建設，做到“智能”、“智慧”城市，加強城市物聯網建設，這也是國外很多大城市治理城市病比較有成效的做法。
第三，要樹立以人為本，以城市居民為服務對象的理念。要改變過去城市治理的傳統管理意識，更多地強調在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讓公眾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參與。
第四，要注重城鎮化發展質量，不要激進的和“大躍進”式的城鎮化。在城鎮化過程中，要切身為轉為市民的農民利益著想。有些地方政府打著城市化的幌子，從而掠奪農民土地，用土地綁架城鎮化將造成更大的城市危機。
第五，要分類指導、梯次推進。鑒于我國各地發展不平衡，城鎮化也需要統籌發展，因地制宜，在東部沿海和中西部采取不同的發展模式。
選擇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我國土地資源少，耕地更少。城鎮用地與耕地、水資源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這一國情迫使我們必須走一條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道路。
記者：對中國城鎮化發展，您有什么政策建議？
蔣洪強：一是選擇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發展道路。回顧英、法、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進程，可以看到，每次城鎮化都帶來了嚴重生態破壞、資源過度利用、城鎮文化遺產被破壞，以及空氣、水、土壤嚴重污染等問題。我國土地資源少，耕地更少。城鎮用地與耕地、水資源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這一國情迫使我們必須走一條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道路。此外，中國的城鎮化不能也不允許走初級工業化階段的城鎮化的老路，必須與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相適應。
二是合理把握城鎮化發展速度和節奏。首先，我國目前經濟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還不能夠滿足快速城鎮化所引起的各種物質需求和配套措施。并不是讓人都住在城鎮，聚集在一起就是城鎮化了，也并非僅是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上樓變市民”就行了的，還要更多地關注城鎮化的質量問題，城鎮化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以及城鎮化與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關系問題。城鎮化需要深入地考慮農民進城之后的就業、醫療、養老、教育等一系列社會問題。而現階段我國的城鎮在這些問題本身就沒有很好解決的情況下快速城鎮化只會加劇這些社會矛盾。
其次，我國目前資源和生態環境不能滿足快速城鎮化帶來的巨大壓力。我國快速的城鎮化發展是以巨大的資源消耗、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為代價的。在目前粗放的生產方式和失調的產業結構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的情況下，貿然加快城鎮化發展速度無疑會付出更大的生態環境和資源的代價。中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達到歐美一樣80%到90%的城鎮化率。
三是選擇各具特色的城鎮化發展模式。（1）選擇低碳城鎮發展模式。反思城鎮現有的發展模式，探索建設低碳城鎮，已經成為全世界的共識。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遠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對環境、資源問題應更為重視，探索城鎮可持續發展的任務非常緊迫，建設低碳城鎮是中國城鎮發展的必然趨勢。（2）選擇文化城鎮發展模式。中國幅員遼闊，地形復雜，形成了各個地區特色鮮明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內涵。我國目前有600多座城鎮，但是綜觀許多城鎮的設計和建設，似乎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在快速的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各城鎮應保持自己的文化底蘊和培育自己的文化內涵，力避千城一面。（3）選擇宜居城鎮發展模式。城鎮的本質應是以人為本，讓人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快樂，然而現在的城鎮發展往往過于注重物質，過于強調快速發展，而忽視了人本身的內在需求。環境宜居城鎮發展模式應該說是城市發展一個很好的選擇。對于目前中國城鎮來說，環境宜居性形象地說就是讓人們能夠“喝上干凈的水，呼吸上新鮮空氣，睡個安穩的覺，吃上放心的莊稼，在一個良好綠色的環境中生活”。（4）選擇生態城鎮發展模式。為了使未來的城鎮真正讓人們生活變得更加美好，我認為生態城鎮是最具前景的發展模式。生態城鎮以生態文明建設為指導，以保持自然生態良性持續發展為基礎，以實現人與人和諧共存、人與經濟和諧共存、人與環境和諧共存為目標，使經濟發展與人口、環境和資源的承載能力相協調，是當今世界許多發達國家，如德國、丹麥、瑞典、日本、新加坡等追求的城鎮建設主題。
在提高城鎮化質量的發展導向下，如何解決其進程中的資源環境問題？如何真正做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城鎮化？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國家環境保護環境規劃與政策模擬重點實驗室常務副主任蔣洪強。
城鎮化過程
是一把“雙刃劍”
城鎮化發展雖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由于城鎮人口的不斷增加，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城市環境問題，并且出現加劇的跡象。
記者：目前我國城鎮化處在怎樣的階段？城鎮化進程給資源和環境帶來了怎樣的壓力？
蔣洪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快速發展，城鎮化率從1990年的26.41%快速上升到2011年51.26%，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未來10年，我國仍將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預計到2015年，我國城鎮化率將達到55%，到2020年，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總體上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根據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經驗，城鎮化率在30%-70%期間是加速城鎮化的時期，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在80%左右）。
城市化快速發展造成資源能源的過度使用和浪費。經濟發展的主要載體是城市，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依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以“資源換增長”的發展模式仍普遍存在。跟國外主要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資源相對緊缺，人均資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我國能源消耗卻十分巨大，能源利用率較低，2008年每萬美元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是美國的4倍，是德國的4.4倍、日本的8倍、英國的5.7倍，甚至是巴西的2倍。城市快速發展造成土地資源供應緊張，我國城市發展的“攤大餅”現象相當嚴重，造成了土地利用效率較低。
記者：在您看來，隨著社會對環境資源重視程度的增加，未來我國城鎮化進程與資源環境污染矛盾會如何解決？
蔣洪強：城鎮化過程是一把“雙刃劍”，中國城鎮化發展的三十年雖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由于城鎮人口的不斷增加，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城市環境問題，并且出現加劇的跡象。
據測算，城鎮化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增加能源消耗4940萬噸標煤，增加城鎮居民生活用水量約11.6億立方米，增加鋼材消耗645萬噸，水泥2190萬噸，增加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11億噸，生活COD排放量3萬噸，生活氨氮排放量1萬噸，生活氮氧化物排放量19.5萬噸，生活CO2排放量2525萬噸，生活垃圾產生量527萬噸。
可以預見，未來五年我國城市化和城市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主要的挑戰，仍是城市的快速發展與城市水資源、土地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之間的矛盾，即城市的生態環境承載力問題。當然，這些問題都是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在城鎮化進行中，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隨著人們的意識不斷提高，特別對資源環境的重視程度增加，這種矛盾將會有所緩解。
強制減排將促進城鎮化優化
在城鎮化進程中，必須注重節水、節能、節地，加大清潔能源使用，加強生態保護，加大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和機動車污染控制等
記者：我國“十二五”期間的減排任務和分解到各年的減排指標是否可以順利實現？原因是什么？強制減排指標是否會給城鎮化進程帶來壓力？
蔣洪強：“十一五”期間我國環境壓力遠遠超過規劃情景預期，但最終依然超額實現主要污染物減排目標，實屬來之不易。“十二五”時期，新增了氨氮和氮氧化物兩項約束性指標，要求排放總量比2010年各減少10%，原有全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要求比2010年各減少8%，并新增了畜禽養殖、機動車污染減排等領域，減排壓力巨大。
從目前四項主要污染物減排指標完成看，2011年，全國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別下降2.2%、2%和1.52%，基本完成年度減排任務；氮氧化物排放量上升了5.73%，未完成年度減排任務。2012年，經核查核算，全國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分別比上年減少3.05%、4.52%、2.62%、2.77%，全面完成了年度減排任務。
“十二五”期間，重化工業增長壓力依然較大，一些地方淘汰落后產能、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較為緩慢，結構減排的主力作用明顯不足。“十一五”實施的大批減排工程中部分污染治理設施運行還不穩定，造成非正常新增排放量。同時，“政府負責、環保牽頭、部門聯動”的減排協同推進機制尚不健全。減排政策措施尚未出臺或落實到位。
總體來看，還不能對實現“十二五”污染減排目標持樂觀態度，尤其是氮氧化物污染減排目標實現難度較大。“十二五”后三年，應抓住重點強力實施，進一步明確任務嚴格考核，建立和完善減排長效機制，在落實氮氧化物減排政策，并在環保新政策制度出臺等方面做出積極的調整。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居民轉變為城鎮市民過程中，將帶來能源、水資源、土地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大幅度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將加劇節能減排的艱巨性。因此，在城鎮化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節能減排工作。
我個人認為，雖然從短期來看，受主要污染物減排指標的約束，城鎮化進程會受一定影響。但從長期看，由于減排指標的約束，使得城鎮化發展不能盲目擴張。在城鎮化進程中，必須把握好適當的節奏和規模，進行科學合理規劃布局，注重節水、節能、節地，加大清潔能源使用，加強生態保護，加大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和機動車污染控制等。按此下去，最終不但不會影響城鎮化發展，還會對城鎮化進程帶來良好的促進和優化作用。
注重城鎮化發展質量
各地應根據本地區資源優勢，把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結合起來，選擇適合自身特點的城市發展模式，避免跟風炒作，急功近利。
記者：目前國內在推進城鎮化方面，存在哪些誤區？如何突破中國城鎮化過程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問題，真正做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城鎮化？
蔣洪強：目前國內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我認為還存在兩個誤區：一是急功近利。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面臨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等諸多矛盾和問題。然而，目前我國許多地方對城鎮化發展，沒有做到系統思考和全盤考慮，往往為了政績和面子形象，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二是千篇一律。在城鎮化發展中，許多城市還是過多地重視城市的經濟和社會功能，而忽視了自身所存在的文化底蘊和內涵，沒有深入挖掘自身的優勢和選擇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模式，創新性不夠，許多是盲目跟風炒作，趕時髦、喊口號、貼標簽。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新布局。各城市在選擇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上應按照黨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根據本地區資源優勢，把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結合起來，選擇適合自身特點的城市發展模式，避免跟風炒作，急功近利。
首先，要基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來建立城市空間的發展布局規劃，通過合理確定城市開發邊界，提高建成區人口密度，提高資源集約利用，防止特大城市面積過度擴張。
其次，加強城市公用設施和公共交通系統以及信息化、網絡化建設，做到“智能”、“智慧”城市，加強城市物聯網建設，這也是國外很多大城市治理城市病比較有成效的做法。
第三，要樹立以人為本，以城市居民為服務對象的理念。要改變過去城市治理的傳統管理意識，更多地強調在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讓公眾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參與。
第四，要注重城鎮化發展質量，不要激進的和“大躍進”式的城鎮化。在城鎮化過程中，要切身為轉為市民的農民利益著想。有些地方政府打著城市化的幌子，從而掠奪農民土地，用土地綁架城鎮化將造成更大的城市危機。
第五，要分類指導、梯次推進。鑒于我國各地發展不平衡，城鎮化也需要統籌發展，因地制宜，在東部沿海和中西部采取不同的發展模式。
選擇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我國土地資源少，耕地更少。城鎮用地與耕地、水資源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這一國情迫使我們必須走一條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道路。
記者：對中國城鎮化發展，您有什么政策建議？
蔣洪強：一是選擇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發展道路。回顧英、法、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進程，可以看到，每次城鎮化都帶來了嚴重生態破壞、資源過度利用、城鎮文化遺產被破壞，以及空氣、水、土壤嚴重污染等問題。我國土地資源少，耕地更少。城鎮用地與耕地、水資源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這一國情迫使我們必須走一條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道路。此外，中國的城鎮化不能也不允許走初級工業化階段的城鎮化的老路，必須與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相適應。
二是合理把握城鎮化發展速度和節奏。首先，我國目前經濟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還不能夠滿足快速城鎮化所引起的各種物質需求和配套措施。并不是讓人都住在城鎮，聚集在一起就是城鎮化了，也并非僅是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上樓變市民”就行了的，還要更多地關注城鎮化的質量問題，城鎮化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以及城鎮化與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關系問題。城鎮化需要深入地考慮農民進城之后的就業、醫療、養老、教育等一系列社會問題。而現階段我國的城鎮在這些問題本身就沒有很好解決的情況下快速城鎮化只會加劇這些社會矛盾。
其次，我國目前資源和生態環境不能滿足快速城鎮化帶來的巨大壓力。我國快速的城鎮化發展是以巨大的資源消耗、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為代價的。在目前粗放的生產方式和失調的產業結構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的情況下，貿然加快城鎮化發展速度無疑會付出更大的生態環境和資源的代價。中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達到歐美一樣80%到90%的城鎮化率。
三是選擇各具特色的城鎮化發展模式。（1）選擇低碳城鎮發展模式。反思城鎮現有的發展模式，探索建設低碳城鎮，已經成為全世界的共識。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遠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對環境、資源問題應更為重視，探索城鎮可持續發展的任務非常緊迫，建設低碳城鎮是中國城鎮發展的必然趨勢。（2）選擇文化城鎮發展模式。中國幅員遼闊，地形復雜，形成了各個地區特色鮮明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內涵。我國目前有600多座城鎮，但是綜觀許多城鎮的設計和建設，似乎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在快速的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各城鎮應保持自己的文化底蘊和培育自己的文化內涵，力避千城一面。（3）選擇宜居城鎮發展模式。城鎮的本質應是以人為本，讓人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快樂，然而現在的城鎮發展往往過于注重物質，過于強調快速發展，而忽視了人本身的內在需求。環境宜居城鎮發展模式應該說是城市發展一個很好的選擇。對于目前中國城鎮來說，環境宜居性形象地說就是讓人們能夠“喝上干凈的水，呼吸上新鮮空氣，睡個安穩的覺，吃上放心的莊稼，在一個良好綠色的環境中生活”。（4）選擇生態城鎮發展模式。為了使未來的城鎮真正讓人們生活變得更加美好，我認為生態城鎮是最具前景的發展模式。生態城鎮以生態文明建設為指導，以保持自然生態良性持續發展為基礎，以實現人與人和諧共存、人與經濟和諧共存、人與環境和諧共存為目標，使經濟發展與人口、環境和資源的承載能力相協調，是當今世界許多發達國家，如德國、丹麥、瑞典、日本、新加坡等追求的城鎮建設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