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海外工程產值超過20億元人民幣，新簽合同額達30多億元，上海建工集團總公司近年來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出現逐年遞增態勢。在“走出去”建筑企業普遍面臨的“項目規范標準”問題上，上海建工有怎樣的經驗和體會？該集團海外事業部副總經理沈才興認為，相比施工規范標準而言，國內的材料、設備標準難以與國際標準接軌，這是對中國承包商“走出去”的更大制約。
目前上海建工對外承包工程項目主要分為經援項目、對外優惠貸款項目和國際承包項目三類。這三類項目對中國標準的認可度和使用程度可看作依次遞減。由于前兩類項目所在國一般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工程規范標準尚不完善，對于中國工程規范標準比較信任，因此，上海建工在經援項目和對外優惠貸款項目基本以中國規范和標準實施。兩者區別在于，前者業主方為中國政府，項目基本以中國規范設計、施工。而后者業主為享受優惠貸款的外國政府，此類項目一般由中國設計、施工、管理的基礎上，結合當地規范和強制規范性標準做一些修正。但是，對外優惠貸款項目也有業主要求使用歐美規范與標準的情況，上海建工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實施的兩個總承包項目就是如此。沈才興介紹，在國際上參與競標獲得的國際承包項目，其招標文件一般要求采用歐美規范或業主所在國和地區的當地規范，也正是這類項目需要承包商理解中國規范標準和國外規范標準間的差異，并做好相互間的銜接。
在國際工程項目實施過程中，中外標準如何接軌，以順利完成工程項目？
“我們采取的首要方法就是聘請當地的優秀咨詢公司。”具有多年的對外承包工程經驗的沈才興告訴記者。在國際承包項目中，盡管國外標準龐大而各不相同，但大部分國家之間的施工規范要求比較接近。事實上，中國的建筑工程規范標準并不比國外的規范標準低，在鋼結構、抗震設計、消防設施等方面的規范標準還高于歐美標準。目前中國建筑企業并非不具備實力承攬國際工程，主要問題在于不熟悉國際標準，因此借助咨詢公司的力量顯得尤為重要。盡管這肯定會增加項目的成本，但通過咨詢公司的幫助，尋找出業主合同要求與中國規范標準間的差異，并加強在項目當地的考察與溝通，可以避免因標準理解不一致而導致的風險。
在國際招標的工程承包項目中，上海建工幾乎沒有遇到能夠接受以中國規范標準建設的項目業主。事實上，隨著中國對外地位的逐步提升和中國工程建筑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中國工程技術規范和標準能夠與國際標準媲美，另一方面中國還沒有統一的、系統化的同時翻譯成外文的規范標準。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外工程市場中使用中國規范的可能。
沈才興體會到，影響中國標準與規范“出口”，最關鍵的不是施工技術，而是來自材料和設備等規范的制約。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規模龐大，城市面貌日新月異，在施工技術方面，能難倒中國承包商的項目已經很少。“現在國內企業完全有能力輸出自己的建筑產品，但遇到的最大問題是配套的中國建筑材料、設備標準不被認可。”即使中國新型建筑材料和設備的應用越來越頻繁與廣泛，但當承包商希望將這些在國內市場已經得到成熟應用且價廉物美的產品，應用到國際工程項目中時，卻往往由于這些材料和設備的性能、環保指標、技術參數等內容缺乏國際認證、檢測和說明，而無法被國外業主接受。這恰恰是承包商自身很難解決的問題，同時也削弱了中國承包商在成本上的優勢。因此，在對外承包工程中，作為中國承包商首要是推動中國的設計和產品輸出，來實現國際工程采用中國的規范標準設計和施工。其次是在海外項目中創造一批優秀有代表性的建筑產品，這能幫助企業在海外樹立中國承包商的品牌形象。
對此，沈才興認為，中國承包商“走出去”，絕不僅僅是輸出施工技術，其最終目的應該是帶動中國的技術、材料、設備和勞務共同“走出去”，以此拉動整個產業鏈出口。例如，一些建材和設備的生產廠家，在生產環節和包裝階段就應有對應舉措，以便于在國際承包工程應用中進行識別和檢驗。由此看來，如何使整個產業鏈中的各個環節相輔相成，與國際規范標準良好銜接，是實現中國標準“走出去”的最重要內容。涉及標準的翻譯、規范化的工作量非常龐大，行業內也期待相關政府部門或團體組織盡早牽頭，統一將體系化的中國規范和標準翻譯成國際通用語言版本，推動中國工程規范標準的“走出去”。沈才興也提出建議，對于已有的規范標準，有關部門可以先集合一部分有對外承包工程經驗的企業，聯合起來，分攤實施各自行業的規范標準翻譯工作，然后由相關機構進行校對和系統化梳理。他說，“對于今后出臺的新的行業規范標準，政府部門應在出臺中文版本的同時，也出版英文等國際通用的版本，使標準的翻譯工作一步到位。”
目前上海建工對外承包工程項目主要分為經援項目、對外優惠貸款項目和國際承包項目三類。這三類項目對中國標準的認可度和使用程度可看作依次遞減。由于前兩類項目所在國一般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工程規范標準尚不完善，對于中國工程規范標準比較信任，因此，上海建工在經援項目和對外優惠貸款項目基本以中國規范和標準實施。兩者區別在于，前者業主方為中國政府，項目基本以中國規范設計、施工。而后者業主為享受優惠貸款的外國政府，此類項目一般由中國設計、施工、管理的基礎上，結合當地規范和強制規范性標準做一些修正。但是，對外優惠貸款項目也有業主要求使用歐美規范與標準的情況，上海建工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實施的兩個總承包項目就是如此。沈才興介紹，在國際上參與競標獲得的國際承包項目，其招標文件一般要求采用歐美規范或業主所在國和地區的當地規范，也正是這類項目需要承包商理解中國規范標準和國外規范標準間的差異，并做好相互間的銜接。
在國際工程項目實施過程中，中外標準如何接軌，以順利完成工程項目？
“我們采取的首要方法就是聘請當地的優秀咨詢公司。”具有多年的對外承包工程經驗的沈才興告訴記者。在國際承包項目中，盡管國外標準龐大而各不相同，但大部分國家之間的施工規范要求比較接近。事實上，中國的建筑工程規范標準并不比國外的規范標準低，在鋼結構、抗震設計、消防設施等方面的規范標準還高于歐美標準。目前中國建筑企業并非不具備實力承攬國際工程，主要問題在于不熟悉國際標準，因此借助咨詢公司的力量顯得尤為重要。盡管這肯定會增加項目的成本，但通過咨詢公司的幫助，尋找出業主合同要求與中國規范標準間的差異，并加強在項目當地的考察與溝通，可以避免因標準理解不一致而導致的風險。
在國際招標的工程承包項目中，上海建工幾乎沒有遇到能夠接受以中國規范標準建設的項目業主。事實上，隨著中國對外地位的逐步提升和中國工程建筑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中國工程技術規范和標準能夠與國際標準媲美，另一方面中國還沒有統一的、系統化的同時翻譯成外文的規范標準。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外工程市場中使用中國規范的可能。
沈才興體會到，影響中國標準與規范“出口”，最關鍵的不是施工技術，而是來自材料和設備等規范的制約。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規模龐大，城市面貌日新月異，在施工技術方面，能難倒中國承包商的項目已經很少。“現在國內企業完全有能力輸出自己的建筑產品，但遇到的最大問題是配套的中國建筑材料、設備標準不被認可。”即使中國新型建筑材料和設備的應用越來越頻繁與廣泛，但當承包商希望將這些在國內市場已經得到成熟應用且價廉物美的產品，應用到國際工程項目中時，卻往往由于這些材料和設備的性能、環保指標、技術參數等內容缺乏國際認證、檢測和說明，而無法被國外業主接受。這恰恰是承包商自身很難解決的問題，同時也削弱了中國承包商在成本上的優勢。因此，在對外承包工程中，作為中國承包商首要是推動中國的設計和產品輸出，來實現國際工程采用中國的規范標準設計和施工。其次是在海外項目中創造一批優秀有代表性的建筑產品，這能幫助企業在海外樹立中國承包商的品牌形象。
對此，沈才興認為，中國承包商“走出去”，絕不僅僅是輸出施工技術，其最終目的應該是帶動中國的技術、材料、設備和勞務共同“走出去”，以此拉動整個產業鏈出口。例如，一些建材和設備的生產廠家，在生產環節和包裝階段就應有對應舉措，以便于在國際承包工程應用中進行識別和檢驗。由此看來，如何使整個產業鏈中的各個環節相輔相成，與國際規范標準良好銜接，是實現中國標準“走出去”的最重要內容。涉及標準的翻譯、規范化的工作量非常龐大，行業內也期待相關政府部門或團體組織盡早牽頭，統一將體系化的中國規范和標準翻譯成國際通用語言版本，推動中國工程規范標準的“走出去”。沈才興也提出建議，對于已有的規范標準，有關部門可以先集合一部分有對外承包工程經驗的企業，聯合起來，分攤實施各自行業的規范標準翻譯工作，然后由相關機構進行校對和系統化梳理。他說，“對于今后出臺的新的行業規范標準，政府部門應在出臺中文版本的同時，也出版英文等國際通用的版本，使標準的翻譯工作一步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