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正在降溫的市場上，三一與中聯這兩家中國工程機械領域最當紅的同城公司短兵相接，由暗戰而至肉搏。隨著戰事逐漸升級，三一意興闌珊，將總部搬遷至北京，但也被認為是為了整合更大的資源。
激烈的競爭，讓它們彼此成為對方無時不在的鞭子，逼迫它們超速奔跑，幾乎同時從并不起眼的中部城市異軍突起。但沒有邊界的惡戰，卻也讓它們彼此被對方刺得遍體鱗傷。如何成為偉大的對手，值得中國公司們集體思考。
2012年11月23日，三一集團早餐會上，董事長梁穩根宣布將公司職能總部遷離長沙，并稱搬遷將在兩個月內完成。
作為工程機械領域名列前茅、旗下上市公司市值超過500億的“大家伙”，如此重大的變化并不多見。更何況，搬家的決定如此倉促，他們甚至沒來得及安撫配套企業，以致配套商們驚慌失措。
搬家的導火索，是一樁突然而來的案子。
2012年11月8日，劉兵在長沙被湖南省常德市漢壽縣警方刑事拘留的信息是通過其家人傳到三一集團（下稱三一）總部的。被捕前，他是三一重工市場部副部長。
“高層突然被抓，公司上下彌漫著不安。”時隔一個多月，三一重工營銷總監陳志超向南方周末記者說起來仍然面色沉重。
后來，三一派人趕到漢壽縣公安局了解情況，才得知4天前劉兵手下的員工黃鏡明也被刑事拘留。二人涉嫌非法竊取中聯重科（下稱中聯）商業秘密。
陳志超等人從警方處了解到大致經過。“黃鏡明是在網吧和大學同學上網時被抓的。這名同學是中聯前員工。劉則是在賓館被抓。”
南方周末記者從中聯員工處得到一份內部教育材料，記載了事件經過。2012年5月至11月，中聯安裝在漢壽工業園的公司服務器頻繁遭受入侵。入侵者使用一名前中聯員工賬號登錄。此賬號在2012年3月份便被中聯停用，卻奇怪地取得了中聯服務器最高使用權限，查詢設備檔案數萬次。監測中心發現，三一市場部調研員黃鏡明QQ登錄IP與該賬號一致。
黃鏡明使用的賬號，來自他的同學甘翰宇。甘是中聯前員工，2012年6月份，他將在離職前收集的信息發給黃，包括登陸中聯售后系統的賬號及姓名等信息。黃逐一試著登陸，最終用案發時使用的賬號進入了系統。黃鏡明將得到的客戶資料和設備信息提供給了上司劉兵，劉共支付其18萬元。
最終，黃鏡明因涉嫌“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劉兵因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分別被漢壽縣公安局刑拘。
南方周末記者向三一核實相關情況時，法務部工作人員稱此案正在調查當中，情況還不清楚。他稱，“公司不可能授意員工做違法之事，如果有也是個人行為。”
中聯則拒絕接受采訪。但該公司一位內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信誓旦旦地表示，“既然公司拿出這份資料，是要負法律責任的。事實肯定沒問題。”
盡管此案結果還無定論，但卻成為三一搬家的導火索。“此案應屬長沙警方辦理。漢壽警方越過長沙警方抓人，而且辦案存在明顯違規行為。中聯領導人老家便是漢壽，讓人懷疑有打擊三一之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一管理人員稱。
劉兵的被捕引發恐懼。“如果這樣隨便抓人，罪名完全可以按此類推到三一管理層任何一人頭上，包括梁總。這促使他最終下定決心搬離長沙。”陳志超說。
此時，三一與中聯的多年暗戰亦浮出水面。對于這兩個工程機械行業的同城對手來說，如何取得對手的商業信息，從而給予精確打擊一直是兩家公司近年來矛盾的焦點。
當工程機械市場隨著火熱的建筑業一路飆升時，三一和中聯各自忙著擴張，矛盾并不突出。從2010年開始，經濟環境驟變，市場萎縮。雙方短兵相接。
“三一與中聯最為激烈的競爭集中在混凝土機械領域，多年來實力不相上下。經濟萎靡時，市場會向寡頭企業靠攏，此時誰能爭到更多市場份額，就能一舉把對手拋開。雙方都認識到這一點。”中聯一位內部人士稱。
2011年，中聯準備發布80米臂展泵車為公司慶生。三一知道其信息后，馬上將其76米的泵車改成86米，提前發布。
“在業界做第一，有廣告效應。三一既宣傳自己，又打擊了中聯。”上述內部人士稱。此后，中聯找了山西一家泵送公司銷售80米泵車。三一趕在中聯之前將其86米泵車直接開到買家院子里，搶走了這單生意。中聯不得不另找買家。
商戰并不只針對中聯。三一內部也并不平穩。梁穩根曾公開宣稱三一在長沙已無任何秘密可言。由于擔心被監聽，他被迫在公共場所開重要會議，例如辦公室外露臺或者三一園區內的亭子。
據中聯一位內部人士透露，得到對手商業信息有一些“常規”辦法。例如，有客戶到訪中聯，三一的人會在中聯麓谷工業園對面小山頭上，用望遠鏡看園內顯示屏信息。“屏幕上會打出歡迎某某公司某某領導蒞臨的信息。三一收集后，即可與該客戶聯系。”
三一也發現，中聯曾故意安排員工在機場接機時混跡于客戶群中。一名司機告訴記者，2012年7月初，他們前往機場接待來訪客戶，工作人員發現客戶人數與計劃不符，隨即打電話給客戶所在地的業務人員，最終發現一名混跡其中的中聯重科的員工。
南方周末記者得到警方一份案卷，也印證了這類現象。案卷顯示，2010年，三一重工內蒙古分公司員工通過客戶掩護，混入中聯重科參觀。中聯發現后雙方發生沖突。
雙方混入對手園區的事情時有發生，但這遠非信息戰的全部。
三一重工近日又傳出“優化”30%員工的消息。
近日，在中信建投2013年投資策略會上，機械行業首席分析師馮福章稱：“前不久參加公司的股東大會，向總（三一重工總經理向文波）提出公司已經優化了30%的人員，如果按照他說的人均節省10萬的話，16個億的成本就節省出來了。”
三一重工證券事務代表也出席了此次交流會，《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會后向其詢問16000人被“優化”的詳細情況，她表示，這個數字還沒有統計，具體數字要等到今年年報披露。
公司回應裁員
三一重工2011年年報披露，其在職員工為51827人。相比而言，“優化”16000人不是個小數目。事實上，從今年1月份開始，三一重工就被“裁員風波”纏繞，并不斷發酵。
1月10日，有媒體報道“三一重工即將裁員30%，工資改革方案則砍了一半多的錢”。當晚公司即澄清稱：“經核實，上述報道的相關內容嚴重失實。公司目前經營情況良好，主營產品市場占有率不斷提升，不存在裁員或降薪的情況。”
此后，一邊是“裁員30%”的傳聞一直未停止，一邊是公司多位高層在多個場合公開否認三一重工裁員或變相裁員，然而在即將過去的這一直被質疑的一年中，公司并未書面披露更為詳細的信息。
11月11日，向文波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到現在為止所說的裁員風波，都是不存在的”。不過他承認，公司確實存在內部整頓調整。他解釋稱，比如說總部的人員大幅度精簡，把這些人調到城市事業部去，這個過程中有的人就不愿意，要離職。“離職我們給他補償，外面就有傳言說三一裁員了，不是這樣。”
員工眼中的裁員
上市公司往往談“裁員”色變，三一重工承認公司人員有大的變動，但一直否認裁員。
不過，在員工口中描繪的卻是另外一番景象。
“1月1號老板（梁穩根）簽發的命令，要求業務員全部轉到經銷商這邊。”一位在三一重工工作7年的員工告訴記者，三一重工通過將員工轉給經銷商的方式“優化”了大批員工，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員。“其中銷售人員和售后人員、大修廠員工，全部轉給經銷商。”他補充道。
三一重工高層近日告訴記者，轉給經銷商員工數量有幾千人，具體數字沒有統計。
“公司要求必須與三一解除合同，與經銷商簽訂合同，看上去都是自愿辭職的。”上述員工對記者說，“我干了七年，一分錢補償也沒有。”
而且，他介紹說去年自己有8萬多獎金公司之前一直沒發，后來他同意與三一解除合同，與經銷商簽訂勞動合同。由于對低工資和沒有發展前途的工作不滿，他已經于今年4月從經銷商處離職，他的8萬多獎金在7月份終于拿到。
對此，湖南金州律師事務所田勇律師告訴記者，因不滿意單位調崗員工主動離職的案件中，用人單位依然有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嫌疑。根據新勞動法，員工主動離職、公司提出且員工同意、公司提出員工不同意但強裁，三種不同的情形，公司需要支付的補償差別非常大。田勇律師稱，三一與員工解除勞動合同，員工與經銷商簽訂勞動合同，這樣的操作方法是合法的。“重新建立勞動合同，一切從頭開始算，當然工作年限也是從頭開始的。與經銷商簽訂合同后員工再離職，補償會特別少。”他強調說。
股權激勵對象離職
12月21日晚，三一重工公布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結果，宣布審議通過了《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及配套實施辦法。
根據該草案，公司擬向2108位激勵對象授予1.55億份A股股票期權，其中首次授予1.39億份，預留1549萬份；擬向1408位激勵對象授予2334.59萬股公司限制性股票。本次獲得激勵的員工，總數達到2533人。
12月24日晚，三一重工公布的最新激勵名單顯示，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的激勵對象人調整為2068人，減少40人，授予股份總數減少135.91萬份；限制性股票激勵人數調整為1374人，減少34人，授予股票總數減少52.4萬股。
“金手銬”剛亮出，激勵對象就發生這樣的變動。而這一變動，前后僅經歷了三天。
對此，三一重工解釋稱，變動是因為部分激勵對象發生離職，已經不再滿足被激勵條件，另有部分員工是自愿放棄獲授部分或全部股票期權和限制性股票，不再作為激勵對象。
中聯重科與三一重工之間持續近兩個月的罵戰已經引起法律界的關注。日前，一場題為“論企業惡性競爭中法律的缺失”辯論在國內一家專業律師網站上展開。截至昨日，已有200余名網友參與。
兩家同省的工程機械行業巨頭的罵戰起于今年11月中旬，一份被公開的中聯重科的內部資料直指三一重工竊取競爭對手商業秘密。一周后，三一重工宣布將集團總部遷往北京，以躲避競爭對手的惡性競爭。之后圍繞“遷址”一事，雙方運用媒體及網絡不斷發聲，“間諜、行賄、竊聽”等“罪行”被不斷翻出。
昨日，中聯重科再發微博進一步將口水戰推向高潮，其在微博中稱“一些人借‘搬遷’為由發表不實報道，惡意中傷中聯重科，以黑白顛倒、無中生有的手段誤導輿論，把公司推向風口浪尖。并表示，其已在公司內部組織了一系列宣講活動，旨在以鐵的事實擊碎不實謊言”。
一直以來，兩家公司都是各執一詞，從未有實際的法律訴訟行動，而這也正成了律師們辯論的中心議題。記者昨日在上述律師網站看到，該辯論已經持續近兩天，主要以網友投票支持正反方形式進行。其中，正方認為，三一重工與中聯重科惡斗多次觸及法律，強烈呼吁湖南政府予以重視，公檢法機構介入調查。而反方則表示支持，認為輿論戰是澄清事實的重要方式，真理越辯越明，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行業問題。截至昨日發稿，正方與反方的投票占比接近5：3。
由此可見，大部分人希望通過法律途徑結束中聯與三一的罵戰。更有律師表示，兩家公司的行為是對法律的踐踏，并呼吁政府盡快涉入調查，“惡性競爭不僅會給企業造成極大資源浪費，還會給社會帶來不利影響，比如員工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失業人數激增等”。但也有律師認為，企業不能輕言訴訟，“因為訴訟的成本很高，不確定因素很大，輸贏難定”。
“不管是法律戰還是輿論戰，最后都沒有真正的贏家！企業的惡名一出，就會覆水難收，對其幾年、十幾年經營的品牌都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北京市燕園律師事務所律師劉輝評論道。
三一重工的搬遷是一個綜合的謎語。你不能只猜它是為了國際化才去北京的，也不能只猜它是為回避惡性競爭才去北京的，為這個綜合謎語找一個合適的謎底，那就是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是可喜的。
據媒體報道，喧囂已久的三一重工將總部從長沙搬到北京的事兒終于塵埃落定，北京三一產業園已經開張，“三一重工”的廣告詞“品質改變世界”已在北京昌平的三一產業園掛出。
對于三一重工搬遷這件事，局外人好像也不知道這么大的搬遷到底有多少背后的故事。僅從三一重工為了更加國際化才來到北京，或者僅從傳聞之中的回避和同城同行中聯重科的惡性競爭才來到北京，以及為了稅收優惠等事項來看待這件事情，恐怕都有點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的味道。
道理簡單，涉及這么大規模的企業搬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搬遷的理由千千萬，但需要支付的成本也是千千萬的。因為三一重工2011年的銷售超過800億，企業員工超過5萬人，一旦運轉中樞發生變化，一定會干擾其市場的正常運行。額外支出加上不能穩定地進行日常運行，這需要三一重工的掌舵人梁穩根為搬遷下多大的決心，外人難以看清，即使他可能對媒體說了一些酸甜苦辣。
不管怎么說，三一重工搬了。人們議論的焦點雖然集中在惡性競爭上，認為這里面不僅有同城的“德比大戰”，還有民企委屈、國企飛揚的事情。這些議論可能都對，就像盲人摸象一般，找到象的鼻子、大腿和尾巴，但卻不知道這么大企業流動的宏觀意義。說話之間在半年內基本完成，不經意地象征了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
首先，這里有人才流動。盡管人才流動在中國還受制于戶籍制度。但就三一重工這么大的搬遷里涉及的員工流動，無一議論談到戶籍阻礙這么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正在緊張搬遷的三一重工，說了很多市場競爭的酸甜苦辣，但也沒有一條酸甜苦辣是來自戶籍制度的。
其次，這里還有資產的流動。這涉及民企在北京可以自由投資；而20年前從漣源縣搬遷到長沙的梁穩根，是否意識到像這樣可以在北京的自由投資是真自由呢？
當然還涉及政府官員考核指標的GDP。年銷售收入超過800億的三一重工，下一個年度就不再納入湖南的GDP了。至于稅收的部分增減恐怕也會隨之而來。不過，像三一重工這樣布局全球市場的國際化企業，其稅收的安排是不一定按照注冊地就繳納最多稅收的。不僅三一重工如此，中國制造業凡是面向全球市場的企業，稅收的結構都是比較復雜的。這樣全球集團架構的公司，其實財務結算中心會放在哪里，常常是公司的最高機密。
但唯因如此，三一重工的搬遷才是一個綜合的謎語。你不能只猜它是為了國際化才去北京的，也不能只猜它是為回避惡性競爭才去北京的（即使不在同一個城市也會發生惡意競爭，因為它和中聯重科所面對的還是同一個市場）。為這個綜合謎語找一個合適的謎底，只能這么描述，那就是這么大規模的企業搬遷，不僅象征著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是可喜的，還象征有活力的企業，其重大的經營事件會沖破暫時不合理制度的約束，而且是在對社會秩序良性互動之中發現市場經濟開放是多么有空間和多么有魅力。
激烈的競爭，讓它們彼此成為對方無時不在的鞭子，逼迫它們超速奔跑，幾乎同時從并不起眼的中部城市異軍突起。但沒有邊界的惡戰，卻也讓它們彼此被對方刺得遍體鱗傷。如何成為偉大的對手，值得中國公司們集體思考。
2012年11月23日，三一集團早餐會上，董事長梁穩根宣布將公司職能總部遷離長沙，并稱搬遷將在兩個月內完成。
作為工程機械領域名列前茅、旗下上市公司市值超過500億的“大家伙”，如此重大的變化并不多見。更何況，搬家的決定如此倉促，他們甚至沒來得及安撫配套企業，以致配套商們驚慌失措。
搬家的導火索，是一樁突然而來的案子。
2012年11月8日，劉兵在長沙被湖南省常德市漢壽縣警方刑事拘留的信息是通過其家人傳到三一集團（下稱三一）總部的。被捕前，他是三一重工市場部副部長。
“高層突然被抓，公司上下彌漫著不安。”時隔一個多月，三一重工營銷總監陳志超向南方周末記者說起來仍然面色沉重。
后來，三一派人趕到漢壽縣公安局了解情況，才得知4天前劉兵手下的員工黃鏡明也被刑事拘留。二人涉嫌非法竊取中聯重科（下稱中聯）商業秘密。
陳志超等人從警方處了解到大致經過。“黃鏡明是在網吧和大學同學上網時被抓的。這名同學是中聯前員工。劉則是在賓館被抓。”
南方周末記者從中聯員工處得到一份內部教育材料，記載了事件經過。2012年5月至11月，中聯安裝在漢壽工業園的公司服務器頻繁遭受入侵。入侵者使用一名前中聯員工賬號登錄。此賬號在2012年3月份便被中聯停用，卻奇怪地取得了中聯服務器最高使用權限，查詢設備檔案數萬次。監測中心發現，三一市場部調研員黃鏡明QQ登錄IP與該賬號一致。
黃鏡明使用的賬號，來自他的同學甘翰宇。甘是中聯前員工，2012年6月份，他將在離職前收集的信息發給黃，包括登陸中聯售后系統的賬號及姓名等信息。黃逐一試著登陸，最終用案發時使用的賬號進入了系統。黃鏡明將得到的客戶資料和設備信息提供給了上司劉兵，劉共支付其18萬元。
最終，黃鏡明因涉嫌“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劉兵因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分別被漢壽縣公安局刑拘。
南方周末記者向三一核實相關情況時，法務部工作人員稱此案正在調查當中，情況還不清楚。他稱，“公司不可能授意員工做違法之事，如果有也是個人行為。”
中聯則拒絕接受采訪。但該公司一位內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信誓旦旦地表示，“既然公司拿出這份資料，是要負法律責任的。事實肯定沒問題。”
盡管此案結果還無定論，但卻成為三一搬家的導火索。“此案應屬長沙警方辦理。漢壽警方越過長沙警方抓人，而且辦案存在明顯違規行為。中聯領導人老家便是漢壽，讓人懷疑有打擊三一之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一管理人員稱。
劉兵的被捕引發恐懼。“如果這樣隨便抓人，罪名完全可以按此類推到三一管理層任何一人頭上，包括梁總。這促使他最終下定決心搬離長沙。”陳志超說。
此時，三一與中聯的多年暗戰亦浮出水面。對于這兩個工程機械行業的同城對手來說，如何取得對手的商業信息，從而給予精確打擊一直是兩家公司近年來矛盾的焦點。
當工程機械市場隨著火熱的建筑業一路飆升時，三一和中聯各自忙著擴張，矛盾并不突出。從2010年開始，經濟環境驟變，市場萎縮。雙方短兵相接。
“三一與中聯最為激烈的競爭集中在混凝土機械領域，多年來實力不相上下。經濟萎靡時，市場會向寡頭企業靠攏，此時誰能爭到更多市場份額，就能一舉把對手拋開。雙方都認識到這一點。”中聯一位內部人士稱。
2011年，中聯準備發布80米臂展泵車為公司慶生。三一知道其信息后，馬上將其76米的泵車改成86米，提前發布。
“在業界做第一，有廣告效應。三一既宣傳自己，又打擊了中聯。”上述內部人士稱。此后，中聯找了山西一家泵送公司銷售80米泵車。三一趕在中聯之前將其86米泵車直接開到買家院子里，搶走了這單生意。中聯不得不另找買家。
商戰并不只針對中聯。三一內部也并不平穩。梁穩根曾公開宣稱三一在長沙已無任何秘密可言。由于擔心被監聽，他被迫在公共場所開重要會議，例如辦公室外露臺或者三一園區內的亭子。
據中聯一位內部人士透露，得到對手商業信息有一些“常規”辦法。例如，有客戶到訪中聯，三一的人會在中聯麓谷工業園對面小山頭上，用望遠鏡看園內顯示屏信息。“屏幕上會打出歡迎某某公司某某領導蒞臨的信息。三一收集后，即可與該客戶聯系。”
三一也發現，中聯曾故意安排員工在機場接機時混跡于客戶群中。一名司機告訴記者，2012年7月初，他們前往機場接待來訪客戶，工作人員發現客戶人數與計劃不符，隨即打電話給客戶所在地的業務人員，最終發現一名混跡其中的中聯重科的員工。
南方周末記者得到警方一份案卷，也印證了這類現象。案卷顯示，2010年，三一重工內蒙古分公司員工通過客戶掩護，混入中聯重科參觀。中聯發現后雙方發生沖突。
雙方混入對手園區的事情時有發生，但這遠非信息戰的全部。
三一重工近日又傳出“優化”30%員工的消息。
近日，在中信建投2013年投資策略會上，機械行業首席分析師馮福章稱：“前不久參加公司的股東大會，向總（三一重工總經理向文波）提出公司已經優化了30%的人員，如果按照他說的人均節省10萬的話，16個億的成本就節省出來了。”
三一重工證券事務代表也出席了此次交流會，《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會后向其詢問16000人被“優化”的詳細情況，她表示，這個數字還沒有統計，具體數字要等到今年年報披露。
公司回應裁員
三一重工2011年年報披露，其在職員工為51827人。相比而言，“優化”16000人不是個小數目。事實上，從今年1月份開始，三一重工就被“裁員風波”纏繞，并不斷發酵。
1月10日，有媒體報道“三一重工即將裁員30%，工資改革方案則砍了一半多的錢”。當晚公司即澄清稱：“經核實，上述報道的相關內容嚴重失實。公司目前經營情況良好，主營產品市場占有率不斷提升，不存在裁員或降薪的情況。”
此后，一邊是“裁員30%”的傳聞一直未停止，一邊是公司多位高層在多個場合公開否認三一重工裁員或變相裁員，然而在即將過去的這一直被質疑的一年中，公司并未書面披露更為詳細的信息。
11月11日，向文波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到現在為止所說的裁員風波，都是不存在的”。不過他承認，公司確實存在內部整頓調整。他解釋稱，比如說總部的人員大幅度精簡，把這些人調到城市事業部去，這個過程中有的人就不愿意，要離職。“離職我們給他補償，外面就有傳言說三一裁員了，不是這樣。”
員工眼中的裁員
上市公司往往談“裁員”色變，三一重工承認公司人員有大的變動，但一直否認裁員。
不過，在員工口中描繪的卻是另外一番景象。
“1月1號老板（梁穩根）簽發的命令，要求業務員全部轉到經銷商這邊。”一位在三一重工工作7年的員工告訴記者，三一重工通過將員工轉給經銷商的方式“優化”了大批員工，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員。“其中銷售人員和售后人員、大修廠員工，全部轉給經銷商。”他補充道。
三一重工高層近日告訴記者，轉給經銷商員工數量有幾千人，具體數字沒有統計。
“公司要求必須與三一解除合同，與經銷商簽訂合同，看上去都是自愿辭職的。”上述員工對記者說，“我干了七年，一分錢補償也沒有。”
而且，他介紹說去年自己有8萬多獎金公司之前一直沒發，后來他同意與三一解除合同，與經銷商簽訂勞動合同。由于對低工資和沒有發展前途的工作不滿，他已經于今年4月從經銷商處離職，他的8萬多獎金在7月份終于拿到。
對此，湖南金州律師事務所田勇律師告訴記者，因不滿意單位調崗員工主動離職的案件中，用人單位依然有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嫌疑。根據新勞動法，員工主動離職、公司提出且員工同意、公司提出員工不同意但強裁，三種不同的情形，公司需要支付的補償差別非常大。田勇律師稱，三一與員工解除勞動合同，員工與經銷商簽訂勞動合同，這樣的操作方法是合法的。“重新建立勞動合同，一切從頭開始算，當然工作年限也是從頭開始的。與經銷商簽訂合同后員工再離職，補償會特別少。”他強調說。
股權激勵對象離職
12月21日晚，三一重工公布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結果，宣布審議通過了《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及配套實施辦法。
根據該草案，公司擬向2108位激勵對象授予1.55億份A股股票期權，其中首次授予1.39億份，預留1549萬份；擬向1408位激勵對象授予2334.59萬股公司限制性股票。本次獲得激勵的員工，總數達到2533人。
12月24日晚，三一重工公布的最新激勵名單顯示，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的激勵對象人調整為2068人，減少40人，授予股份總數減少135.91萬份；限制性股票激勵人數調整為1374人，減少34人，授予股票總數減少52.4萬股。
“金手銬”剛亮出，激勵對象就發生這樣的變動。而這一變動，前后僅經歷了三天。
對此，三一重工解釋稱，變動是因為部分激勵對象發生離職，已經不再滿足被激勵條件，另有部分員工是自愿放棄獲授部分或全部股票期權和限制性股票，不再作為激勵對象。
中聯重科與三一重工之間持續近兩個月的罵戰已經引起法律界的關注。日前，一場題為“論企業惡性競爭中法律的缺失”辯論在國內一家專業律師網站上展開。截至昨日，已有200余名網友參與。
兩家同省的工程機械行業巨頭的罵戰起于今年11月中旬，一份被公開的中聯重科的內部資料直指三一重工竊取競爭對手商業秘密。一周后，三一重工宣布將集團總部遷往北京，以躲避競爭對手的惡性競爭。之后圍繞“遷址”一事，雙方運用媒體及網絡不斷發聲，“間諜、行賄、竊聽”等“罪行”被不斷翻出。
昨日，中聯重科再發微博進一步將口水戰推向高潮，其在微博中稱“一些人借‘搬遷’為由發表不實報道，惡意中傷中聯重科，以黑白顛倒、無中生有的手段誤導輿論，把公司推向風口浪尖。并表示，其已在公司內部組織了一系列宣講活動，旨在以鐵的事實擊碎不實謊言”。
一直以來，兩家公司都是各執一詞，從未有實際的法律訴訟行動，而這也正成了律師們辯論的中心議題。記者昨日在上述律師網站看到，該辯論已經持續近兩天，主要以網友投票支持正反方形式進行。其中，正方認為，三一重工與中聯重科惡斗多次觸及法律，強烈呼吁湖南政府予以重視，公檢法機構介入調查。而反方則表示支持，認為輿論戰是澄清事實的重要方式，真理越辯越明，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行業問題。截至昨日發稿，正方與反方的投票占比接近5：3。
由此可見，大部分人希望通過法律途徑結束中聯與三一的罵戰。更有律師表示，兩家公司的行為是對法律的踐踏，并呼吁政府盡快涉入調查，“惡性競爭不僅會給企業造成極大資源浪費，還會給社會帶來不利影響，比如員工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失業人數激增等”。但也有律師認為，企業不能輕言訴訟，“因為訴訟的成本很高，不確定因素很大，輸贏難定”。
“不管是法律戰還是輿論戰，最后都沒有真正的贏家！企業的惡名一出，就會覆水難收，對其幾年、十幾年經營的品牌都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北京市燕園律師事務所律師劉輝評論道。
三一重工的搬遷是一個綜合的謎語。你不能只猜它是為了國際化才去北京的，也不能只猜它是為回避惡性競爭才去北京的，為這個綜合謎語找一個合適的謎底，那就是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是可喜的。
據媒體報道，喧囂已久的三一重工將總部從長沙搬到北京的事兒終于塵埃落定，北京三一產業園已經開張，“三一重工”的廣告詞“品質改變世界”已在北京昌平的三一產業園掛出。
對于三一重工搬遷這件事，局外人好像也不知道這么大的搬遷到底有多少背后的故事。僅從三一重工為了更加國際化才來到北京，或者僅從傳聞之中的回避和同城同行中聯重科的惡性競爭才來到北京，以及為了稅收優惠等事項來看待這件事情，恐怕都有點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的味道。
道理簡單，涉及這么大規模的企業搬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搬遷的理由千千萬，但需要支付的成本也是千千萬的。因為三一重工2011年的銷售超過800億，企業員工超過5萬人，一旦運轉中樞發生變化，一定會干擾其市場的正常運行。額外支出加上不能穩定地進行日常運行，這需要三一重工的掌舵人梁穩根為搬遷下多大的決心，外人難以看清，即使他可能對媒體說了一些酸甜苦辣。
不管怎么說，三一重工搬了。人們議論的焦點雖然集中在惡性競爭上，認為這里面不僅有同城的“德比大戰”，還有民企委屈、國企飛揚的事情。這些議論可能都對，就像盲人摸象一般，找到象的鼻子、大腿和尾巴，但卻不知道這么大企業流動的宏觀意義。說話之間在半年內基本完成，不經意地象征了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
首先，這里有人才流動。盡管人才流動在中國還受制于戶籍制度。但就三一重工這么大的搬遷里涉及的員工流動，無一議論談到戶籍阻礙這么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正在緊張搬遷的三一重工，說了很多市場競爭的酸甜苦辣，但也沒有一條酸甜苦辣是來自戶籍制度的。
其次，這里還有資產的流動。這涉及民企在北京可以自由投資；而20年前從漣源縣搬遷到長沙的梁穩根，是否意識到像這樣可以在北京的自由投資是真自由呢？
當然還涉及政府官員考核指標的GDP。年銷售收入超過800億的三一重工，下一個年度就不再納入湖南的GDP了。至于稅收的部分增減恐怕也會隨之而來。不過，像三一重工這樣布局全球市場的國際化企業，其稅收的安排是不一定按照注冊地就繳納最多稅收的。不僅三一重工如此，中國制造業凡是面向全球市場的企業，稅收的結構都是比較復雜的。這樣全球集團架構的公司，其實財務結算中心會放在哪里，常常是公司的最高機密。
但唯因如此，三一重工的搬遷才是一個綜合的謎語。你不能只猜它是為了國際化才去北京的，也不能只猜它是為回避惡性競爭才去北京的（即使不在同一個城市也會發生惡意競爭，因為它和中聯重科所面對的還是同一個市場）。為這個綜合謎語找一個合適的謎底，只能這么描述，那就是這么大規模的企業搬遷，不僅象征著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是可喜的，還象征有活力的企業，其重大的經營事件會沖破暫時不合理制度的約束，而且是在對社會秩序良性互動之中發現市場經濟開放是多么有空間和多么有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