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停擺了。
為了尋求刺激經濟復蘇的鑰匙，從中央，到地方，正在蓄勢。“加快在建和新開工項目建設進度，優化投向結構”的要求，在2月23日的專項會議中被明確點出。在這之前，2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亦提出“發揮好有效投資關鍵作用”。在一名基建行業央企人士看來，投資，的確將成為撬動此輪經濟回暖的抓手之一。
與房地產投資、制造業投資有所區別的是，傳統基建投資有望成為部分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回暖的重要籌碼。
云南省2020年重點項目計劃中，便不乏基建投資的選項。
云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固定資產投資處處長郭金華給出了一組數據，2020年共有525個重點項目，總投資約5萬億元，2020年計劃完成投資4400多億元。
與往年相比，今年的云南省，投資大項目占比有明顯提升。上述525個項目中，總投資50億元（含）以上的項目232個，100億元（含）以上項目146個。
不過，變化正在發生。傳統的項目投資選擇，不會成為唯一拉動GDP的法寶。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認為：“投資不管方向是什么，首先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
2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生物醫藥、醫療設備、5G網絡、工業互聯網”，將與傳統基建項目投資一道，在此輪市場復蘇中扮演起至關重要的新興角色，激發出強大的成長潛力。
一名專門負責項目投資審批的地方發改委人士說：“加快投資，是為了盡快消除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或者是減少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從宏觀調控方向來說，方向是對的，但是拉動經濟，不能單看投資。”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的理解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現在也只能用這個辦法，我希望，在啟動投資的同時，還要盡快啟動消費。”
聞風而動
加快進度，加快審批，加快投資。
這是云南省地方政府2020年初作出的選擇，既是為了2019年啟動的“補短板、增動力”省級重點前期項目行動計劃的完善，也是構成云南高質量跨越式發展項目體系的關鍵所在。
在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大新投資項目開工力度，加快在建項目建設進度”要求之后，2月23日，云南省官方隨即對外表示，正式啟動實施一批基礎設施重大工程。
滇中引水、渝昆高鐵、玉磨鐵路、能通全通工程、昆明機場改擴建、九湖保護、區域醫療中心、昆明國家物流樞紐、烏東德電站送電、大瑞鐵路十大工程赫然在列。
除了云南，還有河南。
2020年，河南省欲推進8000個左右重大項目，其中新開工項目3500個左右，力爭全年完成投資2萬億元，支撐河南全省固定資產投資平穩增長，爭取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以上。
上述基建行業央企人士認為，上述投資項目的共性之一，是突出短板，擴大有效投資。從宏觀的層面看，十三五收官之際，同樣是追求百年奮斗目標第一年之即，推動傳統基建項目投資，能夠為十四五打基礎。
更多的政策信號開始陸續釋放。
2月24日，在國務院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財政部部長助理歐文漢表示，加大轉移支付力度，進一步向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地方傾斜。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規模，盡快形成有效的投資。
2月26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基礎司司長羅國三也公開表示，要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的規模以及使用的范圍，中央預算的投資以及其他中央投資的結構要做進一步的優化調整，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貸款支持，要吸引更多地方財政的投入、企業和社會投資來參與到重大交通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里面。
不止是云南、河南聞風而動，從2020年2月初開始，貴州、江西、福建等省份也開始公布2020年的重點項目清單。
新一輪大基建的投資盛宴，會來嗎？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王遠鴻沒有給出肯定答案。他說：“以云南為例，要從長期項目的建設角度去考慮，現在有一個突出問題，是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比較低，這是當前的突出矛盾。”
的確，云南省2020年啟動的約3.6萬億元重大工程，亦不是剛剛敲定，早在2019年，投資金額和投資方向便已有思路。
上述地方發改委人士對記者說：“2019年四季度，我們已經把2020年全年的固定資產投資計劃都做好并全部上報了，計劃已經板上釘釘，不可以更改。”
既然已經“板上釘釘”，地方又將如何完成通過投資推動復蘇的經濟功課？
能做的，便是在已有投資框架下，加快進度，換句話說，先把缺的課補上。正如王遠鴻所言，先把工期搶出來。
王遠鴻以云南等低風險地區為例，表示該地區現在已具備重新恢復正常投資、消費生產的條件，當然可以復工。
從短期看，為應對疫情的沖擊，復工后，項目肯定需要把前一段耽誤的時間給補回來，從這點上來說，要加快項目推進進度。
從長期看，這些項目肯定也是補當地的一些短板，既能帶動投資又有利于消費升級，王遠鴻用“一箭多雕”來形容地方政府的投資選擇。
為了推動經濟復蘇，聞風而動的各個地方政府，選擇的路徑，不止于補課，不止于加快。
還有求新。
傳統基建項目的投資，不再是地方政府的單一選擇。正如投資，也不再是拉動地方經濟奔跑的唯一引擎。
這點在2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同樣有跡可循，當天會議上圈出的“生物醫藥、醫療設備、5G網絡、工業互聯網”，將與傳統基建項目投資一道，在此輪市場復蘇中扮演起至關重要的新興角色，激發出強大的成長潛力。
云南省總投資約2萬億元的新開工項目中，便包括跨境電網和智能電網、5G網絡全覆蓋等工程。
不同以往
改變正在發生。
管清友已經看到了不同區域投資結構的變化。
他說：“投資不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修路架橋上，互聯網基礎設施、醫院、學校這些，我覺得比較重要。”在管清友看來，政府投資只是起到引導效用，即要引導民間的資本轉向教育、醫療、健康等領域保障上。
他期待看到未來能加強監管、加強引導投資，吸引更多的民間資本轉向醫療醫藥的投資上。
管清友所言的投資轉向，已經在地方發生。
上述地方發改委人士回顧當地過往兩年多的投資項目審批，表示現在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的確越來越少，地方政府能對經濟產生的直接干預，主要局限于關乎國計民生，和人的生活緊密相關，且一般企業做不來的領域，同時包括學校、醫院、公共衛生、公共事業等“不掙錢”的行業，這一塊投入，必須政府來做。剩下的投資領域，可以由更具備市場化特征的社會資本來撬動。
依舊將眼光回聚至新興產業投資中，上述基建行業央企人士，已經在帶領團隊啟動智能制造的建設項目。
這一切均發生在此刻這場特殊的疫情背景下，按照2月23日專項會議的研判，疫情對產業發展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在傳統行業遭受較大沖擊的境況下，智能制造、無人配送、在線消費、醫療健康等新興產業正在展現出強大成長潛力。
“以此為契機，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便是頂層提出的最新要求。
上一輪的4萬億不會再來，上述基建行業央企人士預判“大水漫灌”不會出現。曾親歷2008年跌宕的張燕生，也不希望看到本是為合理應對危機的盤子，最終一路狂奔，變成業績大產。
回到2008年，在張燕生眼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4萬億投資，是一個教訓。
張燕生說：“你算一算那時房地產企業、金融企業占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重，就可以看得出來泡沫化程度。”
歷史不會再重演。地方政府、相關企業的投資選擇，正在逐日呈現出不一樣的經濟面貌。這其中，既有新興產業的新鮮加持，也有解決舊賬的挑戰應對。
上述地方發改委人士所在的地區，正在解決一項“舊賬”，是一項金額過千萬的溪流改造項目。這項本應2005年就完工的項目，拖到2018年還未開工。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想用爭取來的資金，做一些別的項目。
該地方發改委人士表示，地方政府要做自己該做的投資項目，承擔該承擔的責任，一些新興的投資項目，可以關注，可以引導，例如引導更多的民營資本參與到健康多元的新興投資項目中來。
面對多地現有的投資選擇，管清友則認為，為了短期拉動經濟，投資肯定是必要的，因為還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盡管消費現在占主導地位，面對疫情帶來的影響，從政府角度來講，只能采取此辦法，雖然此方法確實可能會帶來一定的資產泡沫，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他給出一組數據，2003年非典時期投資占GDP比重60%以上，現在消費占GDP的60%以上。
面對兩次經濟背景的不同，管清友建議，在啟動投資的同時也要盡快穩住或者啟動居民的消費，并且政府的投資還要強調它的引導性，要通過投資引導民間的資本轉向教育、醫療，健康等等這些領域，比如說醫療，能否通過加強監管、加強引導投資，吸引更多的民間資本轉向醫療醫藥的投資，這樣民營經濟、民營企業才有機會參與。
錢從哪來
啟動投資，推動復蘇，恢復循環，每一個節點，都需要錢。
張燕生提出疑問：“地方出再多的項目，核心的問題就是錢從哪來、打算怎么還？需求可能是無限的，但支付需求的能力是有限的。”
上述地方發改委人士還沒有找到解決路徑：“政府哪有錢？地方現有財政，只夠維持行政事業單位，政府機關運轉和人員工資。另外，政府必須投資的是衛生和教育，至于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或者新興產業方面的投資，政府拿不出錢。”
張燕生介紹，為應對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從1998年到2002年，中國曾通過發行特種國債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內需。四年多時間，財政支出8000億，撬動3.2萬億。但是這期間包含結構性調整的政策，亦尊重市場經濟的規律。
他說：“比如說1998年我們到某省去做項目稽查的時候，就發現資金來源上，中央財政、地方財政、政策性銀行全部到位，但該省的商業銀行一分錢沒到。當時商業銀行的行長跟我說了，應對危機是政府的事情，商業銀行要遵循商業的規則和市場的規則，商業銀行有風險的管理和盈利的要求。我們回到北京向有關方面匯報的時候，北京方面充分肯定了當地商業銀行的表態。”
在張燕生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可以看到，中國不僅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而且完成了中國經濟體制上的一個轉型。
很快，從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黃金增長期。
張燕生認為，2008年凡是發生危機的國家都是杠桿比較高的國家，2008年底，中國的宏觀經濟杠桿率只有142%，是處于非常健康的水平。但當時中國資本市場的反應很瘋狂——2009年上半年的股市，充斥著泡沫和狂熱。中國的宏觀經濟杠桿率也加到了現在的250%。那時的部分地方債到現在都還以新債的形式或各銀行的不良債負擔著。
因此，此次投資不管方向是什么，首先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在精準戰疫有序復工的同時，需要合理加大投資力度推動高質量發展。這是張燕生為現階段經濟復蘇開出的藥方。
大岳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金永祥對記者表示：“接下來，實際上政府能獲得資金手段基本就三塊——土地出讓收入（對應基金預算）、債券（特別是專項債券）、PPP。”
此前財政部曾表示，專項債要增加額度。但在金永祥看來，靠專項債來解決問題的空間有限，并且發債項目仍需進一步規范。
而PPP相對于基金預算和專項債，彈性空間更大。在專項債對民營經濟形成的擠出效應背景下，民營經濟的發展，依舊需要PPP。
上述地方發改委人士亦認為，靠現有社會資本來投資、來建設，再靠項目本身的經濟效應償還建設項目的投資，是一條可行路徑。
不過，歷經2017年之前的高速發展、近兩年的打壓以及速凍之后，2019年底，PPP推出的項目量只有2017年底的百分之二十多。
當地方政府尋求投資資金之時，管清友提出一條新思路：“除政府投資之外，我覺得消費券是可以嘗試的。”
他以一個省為例，表示每個居民可以把投資額度折合成錢，再以融資的規模，給每個人發錢。
管清友對此心存期待：“我覺得咱們從來沒有嘗試過，我是特別希望咱們某個省，哪怕是規模小一點的省份，能夠嘗試一下這種方式。”
2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就“復工復產、恢復和穩定就業”等專項問題發聲，為此輪經濟發展提供指導意見。
讓萬物復蘇，讓市場流動。
從投資，到消費，這場存在于特殊疫情大勢中的經濟重啟大考，才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