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測算，廣州GDP總量可能在2018年前后被天津超越，然后在2022年前后被深圳超越。屆時，中國五大城市的GDP排位將由現在的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變為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廣州，廣州可能由經濟總量“第三城”變為“第五城”。廣州GDP總量在未來幾年跌出前三，可能是大概率事件，這是否意味著廣州的“一線城市”地位不保？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經濟總量和城區人口位居全國第三的廣州市，在反腐風暴中迎來“換帥”。原天津副市長任學鋒八月底正式出任廣州市委書記。
天津和廣州的競爭態勢一直非常明顯。
1989年，廣州經濟總量超越天津，成為中國經濟總量“第三城”。而近些年來天津經濟快速趕超，兩大城市之間的總量差距隨之縮小。2002年，廣州經濟總量比天津高出49%，而到2012年，廣州經濟總量只比天津高出5%。
曾經任職天津的任學峰南下主政廣州，備受各界關注。在他的任內，他曾任職的天津市GDP總量會不會超越廣州?廣州會不會因此失去“一線城市”的光環?
廣州經濟總量被天津、深圳超越很有可能。
在廣州之后，經濟總量第四、第五的城市目前分別是深圳和天津。2013年深圳和天津的GDP總量差距已縮小到130億元，今明兩年深圳和天津可能迎來“黃金交叉”，也就是說由于天津增速快于深圳，天津將超越深圳居于經濟總量第四。
但另一方面，廣州、深圳和天津這三大城市的名義增長速度，大致呈現天津>深圳>廣州的基本格局。
從2000年到2013年，廣州的年均名義增速比深圳和天津分別慢1.1和2.6個百分點，從2010年到2013年，廣州的年均名義增速下降比深圳、天津更明顯，分別比深圳和天津慢1.9和4.2個百分點。
在中國經濟普遍降速的背景下，未來一段時期廣州、深圳和天津的增速都將出現放緩，但總體增長趨勢天津>深圳>廣州的格局不會改變。
假定從現在起到2022年前后，廣州、深圳、天津三市的增長率逐漸從2013年的10%左右的增長率過渡到6%左右，三城市降速比率相等，考慮價格因素,預計穗、深、津三市從2014年到2022年的經濟走勢如下。
根據上述測算顯示，廣州GDP總量可能在2018年前后被天津超越，然后在2022年前后被深圳超越。屆時，中國五大城市的GDP排位將由現在的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變為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廣州，廣州可能由經濟總量“第三城”變為“第五城”。
廣州GDP總量在未來幾年跌出前三，可能是大概率事件，這是否意味著廣州的“一線城市”地位不保?
“一線城市”廣為學界和媒體所采用，但并無一個明確的標準。最接近于“一線城市”的官方概念，是2010年住建部擬定的《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綱要(2010-2020)》中提出的“國家中心城市”，國家中心城市理論上有成為世界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潛質，在國內具有引領、輻射和集散功能。
住建部規劃的五大“國家中心城市”包括京津滬渝四大直轄市和廣州。
而民間對“一線城市”的判斷與官方的“國家中心城市”定義并不相同。1989年，廣州經濟總量超越天津，1990年，廣東省經濟總量超過江蘇。
這兩個標志性事件意味著廣東省和廣州市在中國經濟棋局上，成為僅次于北京上海的戰略高地，計劃經濟時代曾廣泛被使用的“京津滬”概念，從此被“京滬穗”所取代(民間也多以“北上廣”指稱)。
與之相應，隨著深圳經濟特區的快速發展，深圳由縣城人口只有兩萬多人的小城鎮，到九十年代初已成為在全國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二線城市。
1991年，深圳超越成都、武漢、南京、杭州等主要省會城市，1994年超過遼寧省會沈陽，1997年和1999年相繼超越天津、重慶兩個直轄市，成為中國經濟總量“第四城”，此后深圳逐漸也被公認為中國的“一線城市”，與京滬穗三地合稱“京滬穗深”(也稱“北上廣深”)。
隨著天津未來重回GDP總量前三，中國的區域經濟格局是否會再度改寫?曾經盛極一時的“北上廣深”概念是否會因此瓦解?
評價一個城市是不是“一線城市”，關鍵不僅在于經濟總量，更在于這一城市的輻射半徑。“一線城市”，本質上是在全國范圍內承擔政治、經濟、科技、金融、貿易、交通等中心職能的特殊城市，服務半徑是整個國家，在市場化條件下，對全國的資源和人才具有吸附作用。
而“二線城市”，本質上是在一個區域內發揮中心城市職能的城市，對于所在區域之外的地區，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和輻射力。
在中國，衡量一個城市是否是“一線城市”，可以參考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地位和國際知名度、經濟總量、人均GDP和居民收入水平、人口、金融中心功能、交通樞紐功能、總部經濟和產業輻射力、大企業集聚水平、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能力、生活質量、科技創新能力。
按照上述原則，對十個經濟總量最大的副省級以上城市(含直轄市)進行了評估，評估共分為政治、主要經濟數據、大企業集聚水平、交通樞紐功能、人口集聚和科技創新六大類，一共使用了包括使領館機構數量、GDP總量、工業增加值、金融業增加值、存貸款余額、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房價、世界五百強企業數、主要機場客運量、研發經費占比等32個單項數據，測算形成了十大城市綜合輻射力榜單，
可以看到，在榜單上的城市得分別處于80—90分、50—60分、40—50分和30—40分四個區間。智谷趨勢研究中心注意到，北京、上海兩市得分均在80分以上，在所有的細分項都包攬了第一、二位，北京在政治及外交、大企業集聚、科技創新、人口集聚四項居首，上海的主要經濟數據和交通樞紐功能(主要由于上海的航運中心地位)更強。京滬是絕對的“一線城市”。
除京滬之外，廣州、深圳分數在50到60分之間。深圳得分為59.13分，這一分值同北京、上海有很大差距，但明顯高于包括廣州在內的其他城市，深圳的主要優勢在于經濟質量效益較好，主要人均經濟指標明顯高于其他城市，在工業、金融等關鍵行業地位突出，在京滬之外聚集了最多的“世界500強”和“中國500強”企業，科技創新能力和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也明顯高于其他城市，屬于較典型的“一線城市”。
廣州得分也在50分以上，雖然比深圳有明顯差距，但仍較杭州、重慶、武漢、成都、南京等二線城市的分值高出一半左右，表明其仍具有較強的全國影響力，算得上“一線城市”，但這一地位可能并不鞏固。
天津46.93分，沒有達到50分的門檻。其分數值高于其他幾個城市，表明其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國性影響力，有從區域性中心城市成長為“一線城市”的潛質。
分數在40分以下的5個城市，基本上還屬于區域性中心城市，但其中杭州排名最高。在大企業集聚這一單項，杭州分數高于廣州和天津，表明杭州在一些細分行業和領域擁有超過廣州和天津的話語權。
前述榜單表明，廣州經濟實際上的影響力和輻射力，遠遠弱于其全國第三的總量排名，不僅和北京、上海差距很大，甚至明顯低于同一省內的深圳，屬于典型的“大而不強”。
可以看出廣州經濟實際上的影響力和輻射力，遠遠弱于其全國第三的總量排名，不僅和北京、上海差距很大，甚至明顯低于同一省內的深圳，屬于典型的“大而不強”。
然而，廣州經濟弱在哪?
衡量一個城市的經濟輻射力，不僅要看總量，還要看“單科”。廣州的主要經濟指標當中，只有經濟總量、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少數指標較天津、深圳有較明顯的優勢以外，在工業、金融、高新技術等細分領域基本上都弱于后兩者。
工業中心地位偏弱。
在京津分工的背景下，天津是北方地區的工業中心，工業總產值僅次于上海已名列全國第二，廣州工業發展相對天津已有一定劣勢。
而在珠三角內部，廣州也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工業中心，深圳的通訊、電子、機械乃至汽車工業，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家電等制造業，都相當強勢。2013年深圳的工業增加值為5889億元，比廣州高出24%。
廣州工業不僅規模不如天津、深圳，而且質量效益也比較一般。廣深兩市都統計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2013年廣州的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是498.37億元，而深圳是3370.67億元，也就是說，廣州工業中高技術制造業的占比遠低于深圳。
在企業經營效益方面，在工業增加值總量比北京市高出近三分之一的條件下，廣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卻只相當于北京市的六分之五。
金融中心地位缺失。相較于深圳和天津，廣州金融業發展缺乏政策優勢和資金基礎。2013年，廣州金融業增加值1146億元，低于天津市的1202億元，更遠低于深圳市的2008億元。
從資金面來看，廣州的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不僅低于北京上海，也比深圳少3000億元，這表明深圳雖然并沒有省會的政治地位，但相較于廣州在吸納資金上仍有優勢。天津的存貸款余額明顯低于廣州，但其金融業增加值高，反映出以金融租賃等新興金融服務為主的天津金融業已展現出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盈利能力。
概而言之，北京、上海、深圳是全國僅有的三個金融業增加值超過2000億元的城市，分別作為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和資本市場的主要聚集地，是公認的三大全國性金融中心，天津近年來在政策優勢和體制創新的雙重作用下金融業也有其特色。
相較于京滬深津四市，廣州金融業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于普通省會城市的水平，2013年廣州的金融業增加值只比重慶多100多億，比成都、杭州、南京等省會城市多出約300億，但卻比深圳少800多億，此間差距非常明顯。
科技創新水平一般。
在本榜單中，廣州的科技創新得分排名僅為第七，在東部城市中排位倒數第一，僅高于中西部的武漢、成都和重慶。
2012年京滬穗深津五市的研發投入強度，北京去年的研發經費投入為1031.1億元，廣州為305.1億元，僅為前者的1/3。廣州的研發投入不僅低于京津滬深四市，同樣也低于杭州和南京。
另一個反映城市科技發展水平的指標，專利申請和專利授權數，廣州同樣表現非常一般。2012年全國主要城市獲得發明專利授權的數量，北京、深圳、上海居前三位，都超過10000件，是廣州的兩倍以上，而杭州、南京兩個城市同樣高于廣州。
廣州聚集了廣東省三分之二的普通高校、97%的國家重點學科和全部國家重點實驗室，擁有華南地區最豐富的科技研發資源。但相較于深圳，由于產業結構中高新技術占比偏低，科教資源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遠弱于深圳。
而放眼全國，廣州的科教資源不僅不能同北京、上海相比，實際上在省會城市中優勢也不明顯。以“兩院院士”為例，2013年時南京的“兩院院士”有60位，而廣州僅有38位。
截至目前，國務院已經批復的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包括：北京中關村、武漢東湖高新區、上海張江以及深圳市。
據悉，西安高新區也進入申報流程，中國將形成“東南西北中”五大自主創新示范區的格局，而廣州并不在其中。既有科技創新能力的弱勢，加上缺乏國家級科技創新政策的支持，使得廣州在科技創新領域，完全屬于二流城市水平。
廣州對外經濟聯系的傳統優勢明顯減弱。
歷史上，廣州的繁榮一直與對外貿易相關。1978年，廣州的經濟總量僅排名全國第八，位列當時的三個直轄市京津滬和重慶、沈陽、長春、哈爾濱之后。當時的廣州，GDP只相當于天津的52%，北京的40%，上海的不到六分之一。
改革開放之后，廣州作為外貿門戶的優勢地位被激活，開始了對全國其他城市的快速趕超。1989年，廣州超過天津成為經濟總量“第三城”，繼而大有挑戰京滬之勢。
1994年，廣州GDP總量985億元，北京GDP總量1145億元，只相差160億元，廣州GDP總量相當于北京的86%，達到歷史上輝煌的頂點，但此后，隨著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重心逐漸從華南局部向華東、華北擴展，雖然廣州經濟增速仍相對京滬兩市略高，但由于京滬兩市的基數較大，廣州和京滬兩市經濟總量絕對值的差距逐漸重新拉大。
目前，廣州的對外經濟聯系，與京滬深三市很大程度上已不可比。
2013年，廣州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僅為1188億美元，不僅遠低于北京、上海、深圳，也低于天津市的1285.28億美元。
在利用外資方面，廣州頹勢更為明顯。
從2011年到2012年，廣州市實際利用外資數額連續降低，2012年實際利用外資45.75億美元，在十大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三。當年上海、天津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都超過了150億元，廣州僅為上海、天津的三分之一左右，還不及西部的重慶和成都。
廣州對外資吸引力的下降，反映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外資在華投資重心的轉移。由于北京、上海兩市在政治、經濟規模、人口數量和經濟腹地等多方面的優勢，除了快速消費品等少數行業外企仍將中國區總部設在廣州以外，絕大多數大型跨國企業都已將中國區總部設在京滬甚至其他內陸城市。
2000年以后，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行以及東部投資成本上漲等原因，外商投資向中西部主動轉移，廣州對內陸城市的領先優勢逐漸削弱。
2003年，廣州GDP相當于成都的2.2倍，2013年只相當于后者的1.7倍;2006年，廣州GDP相當于重慶的1.56倍，2013年只相當于1.22倍;2004年，廣州GDP相當于武漢的2.36倍，2013年只是1.7倍。
相較于京滬兩市，廣州沒有直轄市的特殊地位，也缺少全國性金融、工業和科技創新中心的功能，因而在更大程度上面臨中西部城市的挑戰。
中西部城市和廣州差距的縮小，進一步使廣州的資源和資金加速被后者分流。重慶、成都兩市實際利用外資額的高企，已清晰展現了這種外資西進的趨勢。
廣州的輝煌還曾源于“廣交會”，但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持續深化，“廣交會”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也相對弱化。
近年來，“廣交會”成交額連年減少，2012年比上年減少8.09%，2013年比上年減少2.15%。“廣交會”成交額在中國外貿中的占比也相應降低。
而與此同時，電子商務的發展更進一步對廣州的傳統商貿優勢發起挑戰，據阿里巴巴招股說明書披露，2013年，阿里巴巴“中國零售平臺”(淘寶、天貓與聚劃算)的交易總額達到15420億元，約合2480億美元。電子商務對傳統貿易的分流，也在動搖著廣州“千年商都”的地位。
廣州經濟另一個短板，則是缺少具有影響力和行業領先地位的大企業，在前面的城市輻射力榜單上明顯可以明顯看出這一點。
《財富》五百強榜單反映出，北京、上海、深圳三大城市集聚了中國最多的領軍企業，廣州、天津雖然經濟總量大，但大企業較少。中國的多數頂尖企業是中央企業，這決定了北京在大企業榜上無可挑戰的地位，上海則緊隨其后。
在“世界500強”企業中，北京、上海以央企和大型國企為主。廣州上榜的2家，分別是央企南方電網和省屬國有企業廣汽集團(601238,股吧);而上榜的4家深圳企業中，則沒有央企，招商銀行(600036,股吧)和平安保險集團都是較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業，而華為和正威國際則是純民營企業。
廣州大型民營企業的規模弱于深圳，且過度集中在房地產這一單一行業。
《財富》將全部“中國500強”企業分為34個分項，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分別集聚了其中20、17、14和10個細分領域，而廣州企業只出現在其中8個領域。
廣州的中國500強企業總數、在細分行業排前10、前20的數量，都比京滬深杭四市少，廣州的“中國500強”企業總數甚至只相當于深圳的一半。(由于“中國500強”只統計上市公司，這還沒有涵蓋華為、華大基因等深圳領先的非上市公司)
廣州在細分行業排在前10的企業有10家，其中有5家是房地產企業(恒大、保利、碧桂園、富力、雅居樂)，反映出廣州在房地產業這一細分領域，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但在機械設備、計算機、通訊、金融、甚至貿易等細分領域，廣州本地都沒有任何一家上市公司進入“中國500強”。
《財富》還公布了40家中國“最賺錢公司”(利潤額最高的企業)的名單，在這40家企業中，壟斷央企占到相當比例，因此北京獨占21家。
但在滬、穗、深三市中，廣州企業最少。深圳登上“最賺錢公司”榜的有5家，分別分布在房地產(萬科)、金融(招商銀行、平安銀行、平安保險)和互聯網(騰訊)三個領域，而廣州登上“最賺錢公司”榜的只有恒大和保利地產(600048,股吧)兩家房地產企業，從另一個側面表明，在金融、IT等領域，廣州缺少和深圳企業匹敵的“明星企業”。
領軍企業是一個城市集聚高端人力資源的支柱，廣州在這一領域不僅明顯遜于京滬和深圳，而且在領軍企業的絕對數量上少于杭州，這是導致廣州缺乏全國輻射力的重要原因。
當然，天津工業大量依靠央企和外來資本投資，本土的優勢企業更加缺乏，天津進入“中國500強”的企業總數甚至少于重慶、武漢和南京。
缺少具有影響力的大企業，尤其是大型民營企業，成為制約廣州、天津兩市發展的瓶頸，因而兩地雖然經濟總量高企，但難以在同深圳等城市的人才競爭中取得優勢。
工業、金融、外貿、大企業，在每一個領域廣州都缺少“王者氣象”，這最終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廣州對人口的吸引力明顯下降。
在上述五大城市中，天津的非戶籍人口占比是最低的，僅為29%。這從側面反映出天津對于外來人口的吸引力最低。但在天津之外，廣州的外來人口占比低于京、滬、深三市，表明相對于京滬深，廣州對外來務工者的吸引力略弱。
證明廣州對外來人口吸引力減弱的最有力的證據，是相對于其他四個城市，廣州的人口增長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