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我們走訪了全國水泥產能過剩重災區——烏海，并于11月22日刊發了“烏海之殤”的專題報道，對“烏海現象”做出了詳盡闡述。這期報道引發行業關注和討論，眾多專家也提出了自己對“烏海現象”的看法。未來，行業人士還會持續關注，本報也將持續刊登。
烏海是內蒙古西部的一個新興工業城市，因煤炭和礦產資源豐富，成為內蒙古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之一，其中焦煤、煤化工、氯堿化工、建材等尤為突出。由于短時期內大規模、高起點、集中式超常規發展，目前水泥產業已嚴重過剩，眾多企業陷入困境，面臨生死抉擇。業內將烏海水泥這種發展模式稱之為“烏海現象”紛紛進行解讀、剖析，試圖總結經驗教訓，找出解困之道。
筆者認為，要尋找解困良策，首先還要從分析問題成因入手，對癥施藥。其實“烏海現象”在全國許多資源型城市和傳統制造業聚集地非常普遍，只是資源損毀、環境破壞、產能過剩程度和爆發時間不同。解析“烏海現象”不僅是水泥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緊迫課題，甚至對全國城鎮化、工業化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都有重要啟示。
“烏海現象”是工業化加速期資源型城市必須跨越的門檻
馬克思主義主張實事求是，以科學、客觀、辯證、歷史的觀點看問題。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也同樣需要用唯物主義史觀和經濟學規律去分析和判斷。按照經濟學觀點，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從農耕游牧、手工勞作，到工業化、大規模商業化和信息化，產業結構不斷由低級朝高級演進。影響產業結構演變的基本因素包括需求結構、資本和技術積累、社會化分工的深度和廣度，以及政府行為和產業政策的導向作用等。在以農牧業為主向城市化、工業化加速時期，由于社會需求更多的偏重于城市基本生活和基礎設施，投資和日用消費品尤其原材料和資源型產品需求急劇增長，從而拉動加工業和基礎原材料產業迅猛發展。隨著社會需求的不斷升級和資本技術的積累，工業產業將呈現高加工度、高集中化趨勢。到城市化基本完成，實現現代化和后工業化階段，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將成為社會主導產業，制造業內部的產業結構也將朝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型轉化。最終當人類進入信息化時代，第三產業、智能制造和以知識和信息化高度融合的公共產業（第四產業）將成為人類經濟社會的主導產業。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僅用了三十多年時間便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和制造業追趕先進工業化國家的任務，現階段已開始步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調整結構、擴大內需、科技創新、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后工業化、創新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我國經濟取得的輝煌成就，被世人譽為“中國奇跡”和“中國模式”，但實際上仍然沒有脫離經濟學基本原理和產業演進的基本規律。如果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我國在高速發展經濟的同時所付出的勞動力、資金、自然資源和環境代價是巨大的，也是無法避免和無可替代的，甚至從資源總投入和總產出比率看，我國經濟總效率未必超過先發市場經濟和工業化國家。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就尊重和強調競爭，產能過剩、周期性波動在所難免，何況我們是在開放、引進、借鑒別國經驗基礎上的發展。
前不久國務院發布了《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這也是我國針對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頒布的第一個專項規劃。按照規劃，目前全國有262個資源型城市（以礦產、森林等自然資源開采、加工為主導產業的城市），其中：成長型31個，成熟型141個，衰退型67個，再生型23個。處于成熟和衰退期的資源型城市占近80%，烏海位居24個衰退型地級市之首。
烏海地處我國黃河河套、內蒙古和寧夏交界，原本是一個地域狹小、人口稀少、多民族聚集、風多雨少、自然環境條件惡劣的沙漠邊緣地帶，但地下蘊藏著極為豐富的煤炭、鐵礦、電石灰巖、水泥灰巖、制堿灰巖、石英、石膏、黏土、高嶺土等礦產資源。建國后隨著包蘭鐵路開通，為配合包鋼等重點項目建設，國家開始有計劃地開發該地區煤礦和建材資源，設立了卓子山礦務局，并先后建設了西卓子山水泥廠、海勃灣平板玻璃廠、陶瓷廠、磚瓦廠等一批國有建材企業，奠定了烏海能源和原材料工業基礎。上世紀90年代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烏海市充分利用原有工業基礎和得天獨厚的資源條件，大力發展煤炭、鋼鐵、焦煤化工、建材等四大優勢產業，很快形成了焦煤、鋼鐵、煤化工、氯堿化工、水泥等支柱產業，其中水泥產業更是經歷了極其快速的改造、淘汰、提升、擴張等演變，在最近不到十年時間內由短缺變為嚴重過剩，成為全國水泥產業密集度最高、平均單線規模、生產工藝和技術裝備水平、節能減排、廢棄物協同處置等都比較先進整齊的水泥產業聚集區。但由于產能過于集中，周邊消費不足，不少生產線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產能發揮率越來越低，企業之間為爭奪市場和生存權不斷惡性競爭，急需尋找脫困之道或新的出路。
政府主導下的“諸侯經濟”加劇了市場分割和產能過剩
不少國內外學者把中國經濟奇跡歸結為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實際上筆者認為，我國改革開放雖然始終貫徹了鄧小平提出的“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的原則，但經濟體制改革卻始終信奉和推行凱恩斯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念，即認同宏觀經濟會影響和制約個人行為，政府可運用財政、金融、貨幣、匯率等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刺激和增加總需求（包括投資、消費、出口）促進經濟增長。同時承認因競爭不完全、信息不對稱和價格粘性等會出現經濟波動和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對市場（微觀經濟）進行干預。正是出于這種經濟學理念，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保持了長期繁榮和持續高速增長，雖然也曾出現過不同程度的起伏和波動，但避免了遵從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但經濟和社會學是一門極其復雜和深遠的科學，任何一種經濟學理論都不可能是完美、萬能、一成不變的，況且凱恩斯經濟學自上世紀中出現以來，全球仍不斷爆發金融和經濟危機而無法自圓其說。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所暴露出的財政、金融、貨幣、就業、分配、環境、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也說明新凱恩斯主義不是保治百病的神藥。尤其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各地區各民族、歷史、文化、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千差萬別，改革開放后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追求GDP增長為主要目標，財政上實行分稅制，政府直接控制財稅、金融、土地、重要礦產資源、項目審批核準、市場監管等重要經濟活動，導致各部門、各地方既是政府又像企業，既當裁判又當球員的“諸侯經濟”，結果必然導致重復建設和市場扭曲、低效率運行。各地方為保GDP增長和財政收入，不得不對上伸手要錢，爭資金、爭項目；對下克扣截留，層層加碼征收；對周邊地區和企業相互競爭排拆，封鎖資源、分割市場；出了問題賴體制、賴政策、賴環境，對上找借口，向下打板子。制造業的產能過剩本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因競爭導致經濟周期性波動和螺旋式上升的必然過程，但我國許多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形成之快、來勢之猛、程度之重，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導經濟并直接參與市場競爭導致市場扭曲和畸形發展的必然結果。比如：項目審批和核準本來是為了協調和平衡市場，但由于各部門、各地方之間的競爭關系必然導致攀比，都會找各種各樣理由講自己優勢，說別人劣勢，希望自己的項目去覆蓋別人的市場。結果一個項目往往周邊多個地區、多家企業爭，迫于無奈只能照顧多批。如果審批權一旦下放，則周邊多個地區往往會“一陣風”式審批。不少地方為爭取到項目和資金，不惜以土地、稅收、環保、擔保、補貼、入股、水電汽運廉價供應等優厚條件向投資者施誘餌，向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下賭注。結果必然陷入“越審批越短缺”或“越審批越過剩”的怪圈。再比如，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財政資金補貼等本來是為了彌補市場缺陷，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和市場效率，但在“諸侯紛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考慮不周、考核不嚴、政策上有漏洞或操作不規范，有時反而起到加劇市場扭曲、劣化市場競爭的作用。像廢棄物協同處置和資源綜合利用，堅持誰排污誰負責治理，對開發治理企業通過財政補貼鼓勵和扶持其搞研發和市場開拓是必要的，也是非常合理的。但如果政策條件細化不夠，或在操作上簡單化、理想化，就會把補貼投放到排污企業，而不是真正扶持搞基礎研究、“四新”研發和直接面向社會開拓市場的企業，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排污越多補貼越多”，甚至出現像烏海那樣：不管當地有多少水泥生產線、能消納多少電石渣，不管水泥生產線利用電石渣技術出自哪家、投入多少、摻加率多高，也不管現有企業愿不愿意、有無能力消納電石渣，一概規定凡上PVC項目必須配套上新型干法水泥線，按排放和消納電石渣多少補貼。結果補貼落入排渣企業用于配套建設新水泥生產線，而專門生產水泥、專門研發水泥線電石渣高摻量、無害化處理和利用的企業不僅得不到補貼，吃不到電石渣，反而等到的卻是一個個新的競爭對手和不斷加劇的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更令人擔憂的是，目前中央和一些富裕地區財政轉移支付額巨大，其中有些要通過政策性專項資金轉移到各個地方和企業，于是各部門巧立明目列專項、編故事，各地方、各企業千方百計找項目、編材料，托人情、找關系，結果需要支持的領域和項目得不到資金，不該支持的項目卻紛紛上馬，造成財政資金效率低下、大量浪費、地方債臺高筑、重復建設愈演愈烈，也為某些部門攫取權力，權錢交易、貪污腐敗提供了溫床。
化解“烏海現象”矛盾關鍵靠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特別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進一步指出，必須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此前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和《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專門針對化解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矛盾和四類資源型城市如何分類施策保持可持續發展提出了重要意見、辦法和藍圖。化解“烏海現象”矛盾，良方就在這些文件里，只要方方面面，包括政府、企業、各相關部門都按文件精神認認真真學習，踏踏實實落實就一定能夠實現轉型升級，迎來山清水秀的美好未來。
首先，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應切實轉變觀念和發展理念，不以GDP論英雄，而是以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以促進民主公平、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城鄉居民共享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為根本出發點和主要目標，改革干部考核獎懲和人事制度；改革財稅征收分配和轉移支付制度，切實體現事權和財權的有效統一，真正做到政府該管的管好，不該管的堅決放開，減少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減少國有經濟在競爭性行業的資源和市場壟斷，減少用財政資金補貼競爭性行業一般生產經營性項目，創造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讓投資者和企業真正在市場上自主決策、自主經營、自我發展、優勝劣汰。政府的主要任務是抓規劃、定方向，抓就業、環保、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抓標準、規范和競爭規則，搞好市場監督，幫助困難和落后企業退出市場，維護社會公平和穩定。
第二，取消競爭性行業項目審批，強化質檢、環保、節能、安全、衛生等標準約束和市場運行監管。實踐證明，審批制本意是為了平衡市場、抑制產能過剩，但實質上是造成相互攀比、重復建設、市場信息失真、誘導誤導企業投資的主要推手，必須下決心徹底廢除。只要項目達到國家或行業規定要求，不管投資來源、投資方式和所有制形式，都可以平等進入市場，參與公平競爭。企業違背市場規則，或在上述方面達不到規定要求，則由消費者、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依法進行監督處罰。如果政府監管缺失造成不良影響則追究監管者責任。這樣就會避免審批制重項目編報、輕實際運營，一家審批、多家推責的弊端，真正各負其責、共同監督。企業就會根據供求關系、市場信息和投資收益及風險審慎投資，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行業產能也會在社會平均收益率影響和決定下維持基本的動態平衡，從根本上避免畸形過剩。
第三，加強市場要素和服務功能建設，創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場環境和信息服務。取消項目審批，把投資決策和運營權完全交由企業和市場決定，就必須從資源、能源、原材料、物流運輸、金融、稅收、人力資源等方面打破地區分割、壟斷，取消所有制差別，形成統一、公平有效的競爭市場。同時還要充分發揮協會、商會等行業組織通過行規行約、標準定額、交流培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信息發布、預測預警、產業技術聯盟等在企業與政府、企業與市場、企業與企業之間發揮更好的溝通、協調，引領、服務及自律功能。目前我國市場競爭環境不平等和市場功能建設滯后，已嚴重制約企業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必須下力氣改革、整治，進一步完善、提高。
第四，企業必須立足創新、提高，用不斷提升競爭力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當今社會是資本、技術、人才、信息高度發達、競爭激烈的時代，一切觀念、技術、人才和信息的落后都有可能面臨快速淘汰。企業的成功和失敗都不可能一成不變，必須與時俱進才能立于不敗之地。現階段當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爭論是非、埋怨體制政策，或抱著“等、靠、要”思想都是非常被動或終將于事無補、杯水車薪。必須首先從自身找原因，通過提質降耗、減本增效、開拓市場、優化服務等手段提升競爭力。如果單靠自身力量仍無法生存，那就必須考慮借助于外部力量，通過兼并重組、資源或市場整合尋求新的機遇。實在無法支撐就只能退出市場。
第五，對于當前已進入衰退期的資源型城市，考慮到過去對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的貢獻和現階段的歷史遺留問題，政府可采取臨時過渡性政策和辦法，引導和幫助其進一步提高資源加工度和加工效率，擴大和開辟新的市場，加快發展替代和接續性產業，妥善安置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和沉陷區治理以及棚戶區改造，加快經濟轉型，逐步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對于烏海水泥產業因大部分企業生產規模、生產技術、資源和其他配套條件相對比較先進和優越，政府可考慮通過政策扶持，引導企業重組和資源整合，幫助企業減稅增效，同時通過改進和完善倉儲、物流等企業外部環境和市場條件，增強市場擴散能力，擴大產品銷售半徑，盡可能轉移和消化一部分產能。
烏海是內蒙古西部的一個新興工業城市，因煤炭和礦產資源豐富，成為內蒙古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之一，其中焦煤、煤化工、氯堿化工、建材等尤為突出。由于短時期內大規模、高起點、集中式超常規發展，目前水泥產業已嚴重過剩，眾多企業陷入困境，面臨生死抉擇。業內將烏海水泥這種發展模式稱之為“烏海現象”紛紛進行解讀、剖析，試圖總結經驗教訓，找出解困之道。
筆者認為，要尋找解困良策，首先還要從分析問題成因入手，對癥施藥。其實“烏海現象”在全國許多資源型城市和傳統制造業聚集地非常普遍，只是資源損毀、環境破壞、產能過剩程度和爆發時間不同。解析“烏海現象”不僅是水泥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緊迫課題，甚至對全國城鎮化、工業化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都有重要啟示。
“烏海現象”是工業化加速期資源型城市必須跨越的門檻
馬克思主義主張實事求是，以科學、客觀、辯證、歷史的觀點看問題。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也同樣需要用唯物主義史觀和經濟學規律去分析和判斷。按照經濟學觀點，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從農耕游牧、手工勞作，到工業化、大規模商業化和信息化，產業結構不斷由低級朝高級演進。影響產業結構演變的基本因素包括需求結構、資本和技術積累、社會化分工的深度和廣度，以及政府行為和產業政策的導向作用等。在以農牧業為主向城市化、工業化加速時期，由于社會需求更多的偏重于城市基本生活和基礎設施，投資和日用消費品尤其原材料和資源型產品需求急劇增長，從而拉動加工業和基礎原材料產業迅猛發展。隨著社會需求的不斷升級和資本技術的積累，工業產業將呈現高加工度、高集中化趨勢。到城市化基本完成，實現現代化和后工業化階段，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將成為社會主導產業，制造業內部的產業結構也將朝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型轉化。最終當人類進入信息化時代，第三產業、智能制造和以知識和信息化高度融合的公共產業（第四產業）將成為人類經濟社會的主導產業。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僅用了三十多年時間便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和制造業追趕先進工業化國家的任務，現階段已開始步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調整結構、擴大內需、科技創新、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后工業化、創新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我國經濟取得的輝煌成就，被世人譽為“中國奇跡”和“中國模式”，但實際上仍然沒有脫離經濟學基本原理和產業演進的基本規律。如果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我國在高速發展經濟的同時所付出的勞動力、資金、自然資源和環境代價是巨大的，也是無法避免和無可替代的，甚至從資源總投入和總產出比率看，我國經濟總效率未必超過先發市場經濟和工業化國家。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就尊重和強調競爭，產能過剩、周期性波動在所難免，何況我們是在開放、引進、借鑒別國經驗基礎上的發展。
前不久國務院發布了《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這也是我國針對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頒布的第一個專項規劃。按照規劃，目前全國有262個資源型城市（以礦產、森林等自然資源開采、加工為主導產業的城市），其中：成長型31個，成熟型141個，衰退型67個，再生型23個。處于成熟和衰退期的資源型城市占近80%，烏海位居24個衰退型地級市之首。
烏海地處我國黃河河套、內蒙古和寧夏交界，原本是一個地域狹小、人口稀少、多民族聚集、風多雨少、自然環境條件惡劣的沙漠邊緣地帶，但地下蘊藏著極為豐富的煤炭、鐵礦、電石灰巖、水泥灰巖、制堿灰巖、石英、石膏、黏土、高嶺土等礦產資源。建國后隨著包蘭鐵路開通，為配合包鋼等重點項目建設，國家開始有計劃地開發該地區煤礦和建材資源，設立了卓子山礦務局，并先后建設了西卓子山水泥廠、海勃灣平板玻璃廠、陶瓷廠、磚瓦廠等一批國有建材企業，奠定了烏海能源和原材料工業基礎。上世紀90年代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烏海市充分利用原有工業基礎和得天獨厚的資源條件，大力發展煤炭、鋼鐵、焦煤化工、建材等四大優勢產業，很快形成了焦煤、鋼鐵、煤化工、氯堿化工、水泥等支柱產業，其中水泥產業更是經歷了極其快速的改造、淘汰、提升、擴張等演變，在最近不到十年時間內由短缺變為嚴重過剩，成為全國水泥產業密集度最高、平均單線規模、生產工藝和技術裝備水平、節能減排、廢棄物協同處置等都比較先進整齊的水泥產業聚集區。但由于產能過于集中，周邊消費不足，不少生產線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產能發揮率越來越低，企業之間為爭奪市場和生存權不斷惡性競爭，急需尋找脫困之道或新的出路。
政府主導下的“諸侯經濟”加劇了市場分割和產能過剩
不少國內外學者把中國經濟奇跡歸結為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實際上筆者認為，我國改革開放雖然始終貫徹了鄧小平提出的“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的原則，但經濟體制改革卻始終信奉和推行凱恩斯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念，即認同宏觀經濟會影響和制約個人行為，政府可運用財政、金融、貨幣、匯率等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刺激和增加總需求（包括投資、消費、出口）促進經濟增長。同時承認因競爭不完全、信息不對稱和價格粘性等會出現經濟波動和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對市場（微觀經濟）進行干預。正是出于這種經濟學理念，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保持了長期繁榮和持續高速增長，雖然也曾出現過不同程度的起伏和波動，但避免了遵從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但經濟和社會學是一門極其復雜和深遠的科學，任何一種經濟學理論都不可能是完美、萬能、一成不變的，況且凱恩斯經濟學自上世紀中出現以來，全球仍不斷爆發金融和經濟危機而無法自圓其說。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所暴露出的財政、金融、貨幣、就業、分配、環境、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也說明新凱恩斯主義不是保治百病的神藥。尤其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各地區各民族、歷史、文化、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千差萬別，改革開放后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追求GDP增長為主要目標，財政上實行分稅制，政府直接控制財稅、金融、土地、重要礦產資源、項目審批核準、市場監管等重要經濟活動，導致各部門、各地方既是政府又像企業，既當裁判又當球員的“諸侯經濟”，結果必然導致重復建設和市場扭曲、低效率運行。各地方為保GDP增長和財政收入，不得不對上伸手要錢，爭資金、爭項目；對下克扣截留，層層加碼征收；對周邊地區和企業相互競爭排拆，封鎖資源、分割市場；出了問題賴體制、賴政策、賴環境，對上找借口，向下打板子。制造業的產能過剩本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因競爭導致經濟周期性波動和螺旋式上升的必然過程，但我國許多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形成之快、來勢之猛、程度之重，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導經濟并直接參與市場競爭導致市場扭曲和畸形發展的必然結果。比如：項目審批和核準本來是為了協調和平衡市場，但由于各部門、各地方之間的競爭關系必然導致攀比，都會找各種各樣理由講自己優勢，說別人劣勢，希望自己的項目去覆蓋別人的市場。結果一個項目往往周邊多個地區、多家企業爭，迫于無奈只能照顧多批。如果審批權一旦下放，則周邊多個地區往往會“一陣風”式審批。不少地方為爭取到項目和資金，不惜以土地、稅收、環保、擔保、補貼、入股、水電汽運廉價供應等優厚條件向投資者施誘餌，向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下賭注。結果必然陷入“越審批越短缺”或“越審批越過剩”的怪圈。再比如，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財政資金補貼等本來是為了彌補市場缺陷，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和市場效率，但在“諸侯紛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考慮不周、考核不嚴、政策上有漏洞或操作不規范，有時反而起到加劇市場扭曲、劣化市場競爭的作用。像廢棄物協同處置和資源綜合利用，堅持誰排污誰負責治理，對開發治理企業通過財政補貼鼓勵和扶持其搞研發和市場開拓是必要的，也是非常合理的。但如果政策條件細化不夠，或在操作上簡單化、理想化，就會把補貼投放到排污企業，而不是真正扶持搞基礎研究、“四新”研發和直接面向社會開拓市場的企業，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排污越多補貼越多”，甚至出現像烏海那樣：不管當地有多少水泥生產線、能消納多少電石渣，不管水泥生產線利用電石渣技術出自哪家、投入多少、摻加率多高，也不管現有企業愿不愿意、有無能力消納電石渣，一概規定凡上PVC項目必須配套上新型干法水泥線，按排放和消納電石渣多少補貼。結果補貼落入排渣企業用于配套建設新水泥生產線，而專門生產水泥、專門研發水泥線電石渣高摻量、無害化處理和利用的企業不僅得不到補貼，吃不到電石渣，反而等到的卻是一個個新的競爭對手和不斷加劇的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更令人擔憂的是，目前中央和一些富裕地區財政轉移支付額巨大，其中有些要通過政策性專項資金轉移到各個地方和企業，于是各部門巧立明目列專項、編故事，各地方、各企業千方百計找項目、編材料，托人情、找關系，結果需要支持的領域和項目得不到資金，不該支持的項目卻紛紛上馬，造成財政資金效率低下、大量浪費、地方債臺高筑、重復建設愈演愈烈，也為某些部門攫取權力，權錢交易、貪污腐敗提供了溫床。
化解“烏海現象”矛盾關鍵靠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特別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進一步指出，必須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此前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和《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專門針對化解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矛盾和四類資源型城市如何分類施策保持可持續發展提出了重要意見、辦法和藍圖。化解“烏海現象”矛盾，良方就在這些文件里，只要方方面面，包括政府、企業、各相關部門都按文件精神認認真真學習，踏踏實實落實就一定能夠實現轉型升級，迎來山清水秀的美好未來。
首先，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應切實轉變觀念和發展理念，不以GDP論英雄，而是以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以促進民主公平、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城鄉居民共享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為根本出發點和主要目標，改革干部考核獎懲和人事制度；改革財稅征收分配和轉移支付制度，切實體現事權和財權的有效統一，真正做到政府該管的管好，不該管的堅決放開，減少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減少國有經濟在競爭性行業的資源和市場壟斷，減少用財政資金補貼競爭性行業一般生產經營性項目，創造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讓投資者和企業真正在市場上自主決策、自主經營、自我發展、優勝劣汰。政府的主要任務是抓規劃、定方向，抓就業、環保、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抓標準、規范和競爭規則，搞好市場監督，幫助困難和落后企業退出市場，維護社會公平和穩定。
第二，取消競爭性行業項目審批，強化質檢、環保、節能、安全、衛生等標準約束和市場運行監管。實踐證明，審批制本意是為了平衡市場、抑制產能過剩，但實質上是造成相互攀比、重復建設、市場信息失真、誘導誤導企業投資的主要推手，必須下決心徹底廢除。只要項目達到國家或行業規定要求，不管投資來源、投資方式和所有制形式，都可以平等進入市場，參與公平競爭。企業違背市場規則，或在上述方面達不到規定要求，則由消費者、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依法進行監督處罰。如果政府監管缺失造成不良影響則追究監管者責任。這樣就會避免審批制重項目編報、輕實際運營，一家審批、多家推責的弊端，真正各負其責、共同監督。企業就會根據供求關系、市場信息和投資收益及風險審慎投資，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行業產能也會在社會平均收益率影響和決定下維持基本的動態平衡，從根本上避免畸形過剩。
第三，加強市場要素和服務功能建設，創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場環境和信息服務。取消項目審批，把投資決策和運營權完全交由企業和市場決定，就必須從資源、能源、原材料、物流運輸、金融、稅收、人力資源等方面打破地區分割、壟斷，取消所有制差別，形成統一、公平有效的競爭市場。同時還要充分發揮協會、商會等行業組織通過行規行約、標準定額、交流培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信息發布、預測預警、產業技術聯盟等在企業與政府、企業與市場、企業與企業之間發揮更好的溝通、協調，引領、服務及自律功能。目前我國市場競爭環境不平等和市場功能建設滯后，已嚴重制約企業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必須下力氣改革、整治，進一步完善、提高。
第四，企業必須立足創新、提高，用不斷提升競爭力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當今社會是資本、技術、人才、信息高度發達、競爭激烈的時代，一切觀念、技術、人才和信息的落后都有可能面臨快速淘汰。企業的成功和失敗都不可能一成不變，必須與時俱進才能立于不敗之地。現階段當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爭論是非、埋怨體制政策，或抱著“等、靠、要”思想都是非常被動或終將于事無補、杯水車薪。必須首先從自身找原因，通過提質降耗、減本增效、開拓市場、優化服務等手段提升競爭力。如果單靠自身力量仍無法生存，那就必須考慮借助于外部力量，通過兼并重組、資源或市場整合尋求新的機遇。實在無法支撐就只能退出市場。
第五，對于當前已進入衰退期的資源型城市，考慮到過去對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的貢獻和現階段的歷史遺留問題，政府可采取臨時過渡性政策和辦法，引導和幫助其進一步提高資源加工度和加工效率，擴大和開辟新的市場，加快發展替代和接續性產業，妥善安置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和沉陷區治理以及棚戶區改造，加快經濟轉型，逐步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對于烏海水泥產業因大部分企業生產規模、生產技術、資源和其他配套條件相對比較先進和優越，政府可考慮通過政策扶持，引導企業重組和資源整合，幫助企業減稅增效，同時通過改進和完善倉儲、物流等企業外部環境和市場條件，增強市場擴散能力，擴大產品銷售半徑，盡可能轉移和消化一部分產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