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余年來,我國工業化一直處于快速推進階段,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重新重工業化階段,經濟高速增長。若以購買力平價(PPP)衡量,我國人均GDP已達到4000—5000美元,接近世界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快速推進的工業化進程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礦產資源的大量需求和消耗。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煤炭、鐵礦石、氧化鋁、銅、水泥消耗量最大的國家,石油消耗量居世界第二,是世界上主要的資源消耗大國。由于我國一些重要礦產在儲量、豐度和開采成本上不具有比較優勢,需要進口才能彌補國內供需缺口。2009年,我國凈進口原油1.99億噸,對外依存度首次超過警戒線50%;進口鐵礦砂及其精礦6.28億噸,同比增長41.6%;煤炭凈進口超過億噸,同比增長211.9%。與此同時,環境污染不斷加重。我國正以脆弱的生態環境承載著歷史上最多的人口,擔負著歷史上空前的資源消耗活動和經濟活動,面臨著歷史上最為突出的生態環境挑戰。
從理論與實踐來看,工業化的資源路線決定了工業化必然消耗大量礦產資源,這是基本規律。中國所進行的工業化也無法跳脫這一基本規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的臨界值一般是人均GDP在7000到9000美元之間。世界經驗表明,在這個區間以后,單位GDP的能耗和礦產資源消耗會下降。中國目前的人均GDP距該臨界值還有距離,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還將拉動礦產資源消耗量的增加。工業化早中期是礦產資源消費總量增長最快,消費積蓄量大的階段。由此聯想到我國到2020年實現人均GDP再翻兩番的宏偉目標,礦產資源產量和消費總量還要再翻一番多。因此,我國礦產資源消耗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仍將處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左側的“爬坡”階段,礦產品消耗總量、能源消耗總量將持續增加,環境容量將不斷接近極限,礦產品供需缺口也將逐漸增大。近20年來,全球礦產品需求旺盛,礦產品國際貿易價格攀升,也造成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資源成本大幅度增加。
在這樣的現實下,我國需要適時進行礦產資源戰略政策的調整,以保障國家的資源安全、工業化的順利進行和現代化目標的如期實現。主要的戰略政策調整應該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合理引導礦產品需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本質是要更加高效地配置生產要素,以盡可能少的投入實現盡可能多的產出。我們一方面要改變資源高消耗、高污染產業過快增長的狀況,另一方面加快培育和發展新增長點,如高附加值、低能耗的產業,主要是高端工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當前的重點是要以節能減排為契機,樹立正確的發展觀、政績觀和考核觀,努力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促進加工制造業升級和發展方式的最終轉變,合理引導礦產品需求。
二是加強技術創新,增加礦產品供給能力。理論與實踐表明,技術創新是擴大礦產資源供給能力的有效途徑。目前,礦產資源供給方面的技術創新主要是兩大方面,即深部找礦技術和資源轉化替代技術。在地球深部資源探測方面,我國固體礦產勘探開采的深度大都小于1000米,而世界一些礦業大國已經達到2500米到4000米。因此,在嚴峻的資源供給需求形勢下,我們必須通過深部找礦技術創新來拓展資源供給能力。同時,我們也需要重視礦產資源的高效率、低污染的轉化工作,重視替代資源和非常規礦產資源的研究與開發。
三是重視礦產資源配置的國際化戰略。在當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資源是一個系統和整體,各國資源是全球資源的組成部分,全球資源的變化影響著世界各國,各國的供給與消耗變化也牽動著全球。從最新的動向來看,礦產資源的跨國流動、配置與消費將成為一種新的趨勢與做法。因此,我們需要在全球視野下進行礦產資源的戰略管理,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目前應在國家外交戰略中進一步突出資源外交的地位,建立完善參與全球礦產勘查、開發和利用的政策、管理與服務保障體系,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礦業公司。
四是加強礦業權管理與礦業組織管理。要轉變國內礦產高消耗的模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改變當前礦產開發速度過快、礦業權混亂、礦業公司不規范運作、礦業產業集中度低等問題。對此,一方面要加強礦業權管理,理順礦業權的權屬關系,重視礦產資源價值評估和礦業權整合,建立健全規范的礦業權市場和流轉機制,實施最嚴厲的礦產資源管制政策。另一方面,要重視礦業組織管理,在兼顧競爭性的前提下適當提高國內礦業市場集中度,重點扶持一批素質高的企業,鼓勵其國際化、多元化發展,以提高礦業企業國際競爭力。
五是重視建立健全礦產資源節約和集約利用新機制。我國礦產資源消耗增長過快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產出效率比較低。在當前的資源經濟形勢下,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已成為保障國家資源安全的核心要素之一。當前的重點應在于探索建立和完善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新機制,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探索綠色發展的城市化道路,重視運用循環經濟模式和市場激勵手段,提高資源開采、轉化、終端消費等全過程中的利用效率,切實走礦業集約化發展之路。
從理論與實踐來看,工業化的資源路線決定了工業化必然消耗大量礦產資源,這是基本規律。中國所進行的工業化也無法跳脫這一基本規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的臨界值一般是人均GDP在7000到9000美元之間。世界經驗表明,在這個區間以后,單位GDP的能耗和礦產資源消耗會下降。中國目前的人均GDP距該臨界值還有距離,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還將拉動礦產資源消耗量的增加。工業化早中期是礦產資源消費總量增長最快,消費積蓄量大的階段。由此聯想到我國到2020年實現人均GDP再翻兩番的宏偉目標,礦產資源產量和消費總量還要再翻一番多。因此,我國礦產資源消耗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仍將處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左側的“爬坡”階段,礦產品消耗總量、能源消耗總量將持續增加,環境容量將不斷接近極限,礦產品供需缺口也將逐漸增大。近20年來,全球礦產品需求旺盛,礦產品國際貿易價格攀升,也造成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資源成本大幅度增加。
在這樣的現實下,我國需要適時進行礦產資源戰略政策的調整,以保障國家的資源安全、工業化的順利進行和現代化目標的如期實現。主要的戰略政策調整應該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合理引導礦產品需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本質是要更加高效地配置生產要素,以盡可能少的投入實現盡可能多的產出。我們一方面要改變資源高消耗、高污染產業過快增長的狀況,另一方面加快培育和發展新增長點,如高附加值、低能耗的產業,主要是高端工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當前的重點是要以節能減排為契機,樹立正確的發展觀、政績觀和考核觀,努力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促進加工制造業升級和發展方式的最終轉變,合理引導礦產品需求。
二是加強技術創新,增加礦產品供給能力。理論與實踐表明,技術創新是擴大礦產資源供給能力的有效途徑。目前,礦產資源供給方面的技術創新主要是兩大方面,即深部找礦技術和資源轉化替代技術。在地球深部資源探測方面,我國固體礦產勘探開采的深度大都小于1000米,而世界一些礦業大國已經達到2500米到4000米。因此,在嚴峻的資源供給需求形勢下,我們必須通過深部找礦技術創新來拓展資源供給能力。同時,我們也需要重視礦產資源的高效率、低污染的轉化工作,重視替代資源和非常規礦產資源的研究與開發。
三是重視礦產資源配置的國際化戰略。在當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資源是一個系統和整體,各國資源是全球資源的組成部分,全球資源的變化影響著世界各國,各國的供給與消耗變化也牽動著全球。從最新的動向來看,礦產資源的跨國流動、配置與消費將成為一種新的趨勢與做法。因此,我們需要在全球視野下進行礦產資源的戰略管理,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目前應在國家外交戰略中進一步突出資源外交的地位,建立完善參與全球礦產勘查、開發和利用的政策、管理與服務保障體系,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礦業公司。
四是加強礦業權管理與礦業組織管理。要轉變國內礦產高消耗的模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改變當前礦產開發速度過快、礦業權混亂、礦業公司不規范運作、礦業產業集中度低等問題。對此,一方面要加強礦業權管理,理順礦業權的權屬關系,重視礦產資源價值評估和礦業權整合,建立健全規范的礦業權市場和流轉機制,實施最嚴厲的礦產資源管制政策。另一方面,要重視礦業組織管理,在兼顧競爭性的前提下適當提高國內礦業市場集中度,重點扶持一批素質高的企業,鼓勵其國際化、多元化發展,以提高礦業企業國際競爭力。
五是重視建立健全礦產資源節約和集約利用新機制。我國礦產資源消耗增長過快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產出效率比較低。在當前的資源經濟形勢下,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已成為保障國家資源安全的核心要素之一。當前的重點應在于探索建立和完善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新機制,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探索綠色發展的城市化道路,重視運用循環經濟模式和市場激勵手段,提高資源開采、轉化、終端消費等全過程中的利用效率,切實走礦業集約化發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