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企業”是指一些經濟效益不佳、長期扭虧無望，主要依靠銀行信貸和政府補貼維持生存，且難以順利從產業內退出的瀕臨死亡的企業。目前，我國在煤炭、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等行業，“僵尸企業”比較集中。企業規模大、附加值低、行業產能嚴重過剩，是“僵尸企業”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大量的“僵尸企業”之所以“僵而不死”，主要與地方政府長期運用包括財政補貼、銀行貸款等在內的扭曲化的支持手段有直接的關系，地方政府為何愿意甚至千方百計地為屬地內的僵尸企業“續命”？劉志彪委員表示，這當中的主要原因大致為：
一是企業因經營不善或其它原因，其負債率太高，若讓其由市場調節自動破產死亡，則地方政府以前通過追加投資、稅收優惠、低價土地、信貸扶持等方式給予的前期投入就會打水漂，成為無法回收的沉淀成本，甚至相關責任官員也會被追究責任。
二是這些企業往往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擁有大量的低技能職工，勞動力轉移和再就業困難，同時因占據大量的信貸資源，其破產死亡會極大地影響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狀況，地方政府和銀行據此只能與其并不心甘情愿地同坐一條船，只能繼續向其“輸血”，花錢買“平安”。
而在實踐中，“僵尸企業”的危害極大，劉志彪委員介紹道，這主要表現在：
一是它占用了大量的資金、土地等寶貴的發展資源，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卻不產生任何經濟效益；二是它使經濟體系一方面占用資源，另一方面繼續沉淀資源，是國民經濟粗放發展、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三是它是有可能引起系統性、大面積金融危機。僵尸不死，背后靠銀行信貸支撐，累積下來就會形成巨大的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因素；四是如果僵尸企業不死，行業內的優秀企業就得不到足夠的市場份額和市場空間，特別是有的甚至繼續擴大生產，不愿退出，就打亂了行業調結構、去產能、降虧損的國家行動。
正如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解讀供給側結構改革時，對如何處理產能過剩的僵尸企業問題所說的：“當務之急是斬釘截鐵處置僵尸企業，堅定不移減少過剩產能，讓僵尸入土為安，騰出寶貴的實物資源、信貸資源和市場空間”。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僵尸企業問題的嚴重性，以及中央對處置產能過剩的僵尸企業的迫切性、決心和信心。
劉志彪委員表示，長期以來，在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組織調整中，我們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都是：做“加法”相對比較容易，如用增加投資的辦法調結構，由于各方得益，因此皆大歡喜；而做“減法”，讓產能過剩企業退出市場，就十分困難。主要原因是前者是增量調整，不觸及減少被調整企業的利益問題，各方面“你好我好大家好”；后者是存量調整，某些人的利益不調整、不降低，整個社會的福利就不能得到提高，因此受到阻擾是必然現象。
在一個正常的經濟發展體中，對于發展的結構變化，我們不可能長期地、單一地只使用增量調整手段做“加法”，而不加大利用有效的存量調整手段或者做做“減法”。舉例來說，如果經濟體從一窮二白開始，原有的資產存量是100單位，這個時候我們只需要投入50單位的增量，那么就對經濟發展實現了50％的結構調整力度；如果經濟體中的資產存量發展到1000單位，這時仍然投入50單位的增量，結構調整的力度只能維持原來的5％，而達到原有的調整力度必須投入500單位的增量。如果我們可以讓1000單位中的1/5的資產流動起來，這200單位的“死”資產，就變成了結構調整的新鮮的“活躍”力量，就能集約化使用經濟資源，同時減少結構調整的增量投入。
最近國家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這說明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重點，應該運用產業政策，尤其是要注意巧妙地利用產業組織政策。這是因為，產業組織調整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結構調整的微觀基礎。產業組織調整針對的是一個具體的產業內或者行業內，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壟斷、集中與分散、聚合與裂變等市場關系的調整，說到底是資源在產業內按效率原則的移動和配置。因此如果沒有一個個具體的行業內企業之間市場關系的自動調整，如減產、轉產、退出、進入、兼并、收購等微觀行動，以及由此伴隨而來的企業內部重組和治理結構的調整，就不可能有更大范圍內產業結構變化。顯然，微觀行動構成了宏觀產業結構調整的基礎。
劉志彪委員強調，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產業結構調整的主體是企業和企業家，而不是政府官員。過去，一些學者和政府官員都認為，只有政府才能調整宏觀上的產業結構，或者調整產業結構主要是由負責宏觀調控的政府的天然職責，這些觀點是錯誤的，因為它忽視了產業結構變化是由產業內企業之間市場關系變化而引起的事實，不符合它是由企業家根據市場需求所做出的微觀自主決策的事實。因此，在實踐也過分地強調由政府來調結構，是不可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和效果的。
所以，調整產業組織結構是化解產能過剩、消滅僵尸企業的主要途經，是糾正資源在產業內配置失誤、提高供給質量和效率的主要措施，即通過產業內企業間關系的重組，以及資源在企業內的重組，使資源在產業內由低效率企業向高效率企業加速移動和有效配置，從而提高供給結構適合需求結構的水平和能力。
通過調整產業組織來解決僵尸企業和產能過剩問題，具體的機制主要是兩類：一是主動性調整機制，即通過鼓勵企業間的收購兼并，消滅低效率、過剩產能的企業；二是被動性調整機制，即由市場倒逼、企業為主體，放任市場機制自動和自我調節，讓產能過剩企業自生自滅，由此實現市場自動出清。從有利于社會穩定和有效利用資源的角度看，我們應該主要采用前一種辦法。主動性調整機制把難點交給了兼并重組方的優勢企業，而被動性調整則把包袱扔給了社會和政府。不難看出，市場出清的摩擦力大小、社會沖突發生的可能性，取決于繼續維持勞動力市場持續再就業的能力和社會保險制度。
因此，在當下最好的市場出清等保障機制，是鼓勵企業間的并購重組，除了政策取向上的鼓勵之外，建議地方政府要把對產能過剩的企業的補貼，轉為對兼并重組方優勢企業的補貼；對某些產業重點扶持的政策，也應該由對企業產能擴大的支持和補助，轉變為對使用該產業產品的消費者和用戶的補貼政策。前者可以減少產能并鼓勵結構調整行為，后者可以培育市場需求、擴大市場競爭并減少產能過剩。這些都是加速閑置資源流動的主要激勵措施，也是中央提出的少破產、多重組的清理僵尸企業政策的理論基礎。
清理僵尸企業、化解產能過剩的主要難點在勞動方而不在資產方，其中的原因其實很容易理解：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資本流動的障礙小，而勞動力退出壁壘大。資產調整往往只有技術上的壁壘，如存在用途限制，煉鋼爐不能用來釀酒，水泥廠很難改作為酒店，而沒有來自經濟社會因素上的障礙。但是對勞動力的調整，除了會遇到技術上、經濟上的種種障礙外，往往還有社會學甚至心理學意義上的障礙，如對渡過了艱難歲月的企業，容易產生依戀的情感；職工對進入新的行業缺少技能上、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準備，等等。
據一位最近主持清除僵尸企業工作的省級領導說，現在基層工作人員反映，“清除僵尸企業，政府要么當冤大頭、要么扮黑社會，依法清除遇到強大的阻力”。由此一些基層官員對此滋生了為難情緒：“遇到僵尸國企，政府就當冤大頭罷；遇到僵尸民企，干部怕沾腥，扮黑社會又怕違法，只好隨它去，不作為”。從實踐看，當前依法處置“僵尸企業”主要有“三難”：一是啟動破產難，二是協調破產難，三是審理破產難。
因此，劉志彪委員認為清除僵尸企業、化解產能過剩，政府還需要有綜合施策：
一是要認真學習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在推動轉型升級、治理產能過剩過程中的好的做法和經驗，盡量避免直接破產，避免運用激進的手段制造人為的社會沖突，重視運用兼并重組手段實現優勝劣汰。
二是要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發揮其在資產價格公正評估、兼并收購、化解產能過剩、消滅僵尸企業中的積極作用和內在功能。尤其是要鼓勵那些有實力的上市公司通過股票增發、借殼上市等手段實現對差企業的并購重組。
三是要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加大對僵尸企業職工的技能培訓和培養。我國現代服務業的增長空間，今后將是吸納就業的主要“蓄水池”。勞動技能培訓的方向也主要應該靠向這些方面，以適應結構調整和服務業革命時代的到來。
四是要改革和完善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評價考核制度，防止簡單地用GDP、財政收入增長等考核指標評價官員政績。應該加大在化解產能過剩、減輕地方政府債務、消滅僵尸企業、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的考核權重，以改變地方政府官員政績的目標排序結構，約束其經濟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