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春陰雨連綿，位于遠郊的工業集鎮上，除了稀疏的機器轟鳴聲之外，幾乎難覓行人。
不過，這種“冷清”通常會在傍晚時被打破，下午5點左右，來自周邊數百個騎著電動三輪車的小商販與拾荒者們，陸續開始向街道周邊的固廢處理中轉處集結，用不了多久，并不寬敞的門前馬路就被圍得水泄不通。
類似的場景放眼全國，并不鮮見。一直以來，在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中，類似的固廢處理便是一門利潤可觀的生意經，市場力量早已牢牢地各占陣腳。
如今，這門傳統生意正即將迎來它的全新變革期。
2019年1月下旬，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部署開展“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預計兩年時間內在全國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示范模式。
根據《方案》，“無廢城市”的建設重點在于推進固廢源頭處理的減量和資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地減少填埋量，由此也將進一步催生出“無廢城市”建設背后的數萬億元處置市場前景。
記者梳理發現，這是繼2018年環保督察組在全國范圍內開啟“清廢行動”之后，緊跟著推進的一項涉及構建固廢綜合處置體系的核心舉措，其深層含義是當前我國的固廢處理市場，正從“清廢行動”中的嚴格管控期過渡發展至建設“無廢城市”中的綜合處置階段。
受訪專家表示，“無廢城市”建設方案的提出，為固廢處理提出了一個整體解決的理念與思路，對傳統意義上長期存在的市場處置體系有了全新的革命性要求，而要實現建設行動背后的數萬億市場空間，則必須要求整個處置產業鏈的正規化與規范化，對整個產業體系進行重新“洗牌”。
“游擊隊”模式弊端盡顯
在上海遠郊區一處并不起眼的路邊廠房里，記者看到了堆積如山的廢棄鐵塊、毛布碎片、塑料瓶以及廢棄紙板，它們都是近期從周邊工業區、小區等地方“搜集”并通過小三輪輸送而來的固廢，與工廠門口醒目豎立的“燈具廠”標示，顯得格格不入。
一位現場的廠區負責人告訴記者，廠房內的固廢處理企業都具有相關資質，但經營范圍都比較單一，一般都是一家處理企業僅負責處理一種類別的固廢。
事實上，與其說是固廢處置企業，倒不如說只是一個固廢處理鏈條中的“中轉站”。
記者調查了解到，當前在上海遠郊的各類工業區旁，聚集著類似大大小小的固廢“中轉站”，其產業鏈前端主要負責收購由小商販、拾荒者，以及企業處理的可資源化利用的固廢，經過簡單的分類、處置與包裝后，集中打包運往外省市的加工處理企業回爐制成相關工業原料，再賣回到生產企業作為原料，如此形成一個廢品循環鏈條。
這種由“游擊隊”作為基礎力量的固廢市場體系，也逐漸構建出一條跨省的處理產業鏈。
“一般廢棄紙箱會運往浙江、安徽等地；廢棄塑料等則運往江蘇、山東等地方進行末端處理。”上述負責人向記者透露，在當前不斷加壓的環保檢查壓力下，很多原來的散落在上海周邊各地的小“中轉站”與加工作坊都已經被關門整頓，但總體因為利潤空間比較可觀，且從業門檻較低，導致整體市場仍然比較混亂。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大量存在的傳統“游擊隊”模式是造成當前固廢處理市場整體效率低下的重要阻礙之一，集中體現在行業內壁壘森嚴、中間環節泛濫、買賣信息不暢等弊病。
“黃牛囤貨擾亂市場的現象十分普遍。”該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傳統的固廢處置市場基本缺乏有效的行業信息，導致買方市場與賣方市場之間無法進行行之有效的信息溝通，成為擾亂固廢處理行業健康發展的關鍵。
與此同時，固廢處理的矛盾隨著總量的不斷提升，成為當前無法逃避的現實。
據生態環境部2018年12月公布的《2018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防治年報》統計，全國大、中城市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為13.1億噸，工業危險廢物產生量為4010.1萬噸，醫療廢物產生量為78.1萬噸，生活垃圾產量則高達20194.4萬噸。
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我國傳統的固廢處理領域仍處于一種無序、無組織的混亂狀態，缺乏整體的規劃與管理。固廢處理作為一個產業門類，一方面既缺乏相應的市場秩序與規范，同時也缺失一定的市場準入門檻，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率都沒能得到很好的利用與發揮。
“坦白說，我國固廢處理市場的組織形式、市場規模等要素，與未來‘無廢城市’所要求的市場發展需求，及行業發展的預期，還存在著很大的距離。”曾剛總結指出。
萬億市場還需“正規軍”
事實上，不久前出臺的“無廢城市”建設方案，正是劍指這一市場的頑疾。與此同時，固廢處理市場背后的產值規模也被重新審視與評估。
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撰文指出，建設“無廢城市”的潛力和潛在效益巨大。據估計，到2030年我國固廢分類資源化利用的產值規模將可達到7萬億元至8萬億元，且帶動4000萬至5000萬個就業崗位，成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支柱和經濟增長新動能。
對此，曾剛也認為，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整體環境下，“無廢城市”推動的循環經濟在改變城市面貌的同時，也將推動其成為一個重要的產業門類，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未來具有可觀的市場機遇與空間。
于是，一邊是尚處混亂的市場現狀，一邊是“無廢城市”建設預期帶來的發展前景，固廢處理數萬億元“生意經”的背后，意味著一個舊產業生態的革新，與一個新生態體系的構建。
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實際數萬億的固廢處置市場早已存在，只是原有的產業體系和商業模式并不規范，也不符合市場發展的長遠要求。從此前掀起的“清廢行動”到建設“無廢城市”的提出，實質都是促進當前固廢分類資源化利用產業的轉型，目的是構建新的產業體系。
“此前固廢處理是賺錢的有人做，不賺錢的沒人做，這種模式將很大程度進行扭轉。”杜歡政告訴記者，實現“無廢城市”建設方案背后數萬億元市場空間的同時，也意味著傳統固廢處置從前端回收，到后端處置整個生態體系的徹底轉變。
“‘游擊隊’必須被‘正規軍’所替代，這是當前整個行業發展的大勢所趨。”杜歡政強調指出。
實際上，從國際經驗來看，固廢處理行業的高效資源化利用，往往離不開規模化與正規化處理企業的參與，而這正與當前我國處理市場主體小而散的現狀不相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