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處置僵尸企業，正成為考驗經濟穩增長的一道攻堅題。3月9日，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在記者會上，就提到要妥善處置“僵尸企業”，同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在部長通道上，針對“‘僵尸企業’會否受地方保護”的提問也回答道，處置“僵尸企業”會有嚴格標準，將狠抓落實。
更早之前，李克強總理的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有效處置僵尸企業，推動企業兼并重組、破產清算，堅決淘汰不達標的落后產能，嚴控過剩行業新上產能”。
在“三去一降一補”過程中，那些無望恢復生氣、因放貸者或政府支持免于倒閉的僵尸企業，已成了去產能的絆腳石，非但無法繼續造血，還因難以破產可能成為地方財政的“吸血鬼”。
而這次總理報告和部委高官都提到，對僵尸企業“有效處置”“會有嚴格處置標準”，顯而易見，留給僵尸企業的生存時間已經不多了。
但要揭掉僵尸企業的“免死符”，首先得對其嚴格定義、嚴格處置標準。考慮到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原因復雜，有些企業只是暫時陷入債務陷阱，跟那些具有“吸血”依賴性的僵尸企業不能輕易畫等號；有些地方可能出于政績考量，對某些僵尸企業搞地方保護，或把處置僵尸企業當政治任務對部分企業不當干預，對何為僵尸企業，還需要有細化、縝密的界定標準，以避免誤傷或“該出清的未出清”。
在界定和處置上，如何從各地廣泛的企業中辨識認定那些“僵尸企業”，對其執行的清理淘汰標準又是什么，說到底，也需要來自司法層面的嚴格把關，而不是地方借由“特殊情況”各執一詞。
因此，推動《公司法》、《企業破產法》的修訂，推動國有企業破產處理的程序化規范化，推動國有資產的保護和回收，就變成了當務之急。如果不能形成僵尸企業清理的法制程序，那這些僵尸企業的茍延殘喘就有了回旋空間，問題就容易理不清。
明確一套可操作的標準，其實不難。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資不抵債就自行破產，沒有什么是永遠的鐵飯碗，已成基本常識。我們現在所缺乏的，無非就是對那些以往能獲得財政支持，或本身就是僵化落后的國資企業一視同仁。
總理報告中指出“推動企業兼并重組、破產清算”，就已給接下來的僵尸企業處置提供了進一步的方向——制定清晰的兼并重組標準，劃定明確的破產清算底線，并形成完善的職工再就業安置，對淘汰僵尸企業至關重要。正如“負面清單”能有效約束行政過度干預的手，給清退僵尸企業一個“法制操作手冊”，就既能讓那些僵尸企業死得“心服口服”，也能杜絕其中權力尋租的空間。
盡早明確了這類標準，市場出清才能“精準施策”。
對僵尸企業出清，本質也是經濟學家熊彼特說的“創造性破壞”，要把資源從衰落的企業和部門再分配到增長的企業和部門。在美國的制造業、零售業，生產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這種“再分配”。這雖有陣痛，但不可不為。但操作之前，嚴格對“僵尸企業”的認定、處置標準，當成先行步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