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能過剩一直是近年來中國產業發展的“痼疾”。當前中國制造業面臨的產能過剩已經十分嚴峻，中國式的產能過剩已不僅僅是周期性因素所致，制度性困擾更是問題癥結。因此，如果僅靠政府調控，只能使問題短期內有所緩解，若要最終化解產能過剩問題，還需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以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則上來。正如經濟學家熊彼特經典理論所言，中國若要走出產能過剩困境，或不可避免地需要迎接一場“創造性破壞”。
中國的產能利用率情況不容樂觀
產能過剩一直是近年來中國產業發展的“痼疾”。根據IMF報告，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產能利用率一度從危機前的80%左右下降至60%。出人意料的是，產能過剩不僅困擾著傳統行業，新興產業也難逃厄運。
從具體指標來看，產能利用率（即實際產出與潛在產能之比）是國際范圍內較為通用的判斷標準。然而，相比于歐美日普遍公布的產能利用率指標，對中國產能利用率指標公布卻缺少規律的發布周期。從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等相關部委披露的有關數據來看，截至2014年上半年，我國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只有78.3%，處于2006年以來的歷史低位，其中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焦炭這些傳統的產業的產能利用率只有70%-75%，光伏利用率就更低一些，只有不到60%，風機的產能利用率不到70%。
國際經驗顯示，產能利用率正常水平為81-82%左右。一般而言，高于85%表示產能不足，75%以下表明產能過剩嚴重。若以此標準判斷，當前中國78.3%左右的產能利用率情況已經不容樂觀。
導致中國式產能過剩的“三座大山”
從市場化運作的角度來看，產能過剩情況的出現往往與經濟周期、結構轉型相伴。周期性產能過剩，主要體現在“當經濟走向蕭條或衰退時”，需求萎縮可能導致多數產業領域的富余產能增加，達到一定程度時即形成產能過剩。毫無疑問，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增速下滑態勢。2014年GDP增速下降至7.4%，創24年來的新低。
與周期性原因相比，經濟結構失衡是當前不同行業出現產能過剩的長期原因。中國經濟正在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加快轉變，這意味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即傳統產業的沒落與新興產業的興起。傳統產業投資下降，而新興產業投資有限的局面，造成整體投資需求的萎縮與產能過剩現象的出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曾一度推出的“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雖然導致短期內中國經濟增長迅速反彈，過剩產能迅速被旺盛的需求擴張所掩蓋。但政策退出之后，諸多產業大幅上升的資本支出無法消化，反而加劇了產能過剩局面。
中國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則是產能過剩的深層體制性原因，是有別于市場經濟國家的一種獨有的現象。相比較一般性產能過剩而言，體制性原因導致的產能過剩在治理方面不僅涉及到經濟政策配合，更多的還需從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入手，化解起來更加不易。首先，政府干預投資和經濟增長的能力過強。其次是扭曲的財政體制，政府常常直接使用財政補貼的方式支持相關產業。再次是銀行信貸傾斜。在中央歷次出臺的產業支持政策中，一般都有關于銀行信貸資金要向重點產業傾斜的規定。最后，預算軟約束的企業大量存在。從產能過剩企業主體來看，基本上以國有企業為主，這也是中國式產能過剩有別于市場化國家的特殊之處。
切勿重蹈日本覆轍
產能過剩風險不容小覷。日本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爆發的房地產泡沫與其后二十余年的經濟衰退讓人不寒而栗。中國經濟與日本經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表現也有很多相似之處，隨著流動性過剩、經濟增長放緩、通縮風險加劇、貨幣升值的壓力、產能過剩和資產市場投機的與大量“僵尸企業”浮出水面等等，中國應該積極尋求有力措施，避免重蹈日本覆轍。
需以“創造性破壞”擺脫產能過剩局面
根據產能過剩困境出現的一般性原因與體制性原因，化解過程需要遵循以下兩大思路：一方面，對周期性因素、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產能過剩，主要通過市場的力量實現過剩產能消化，這其中，美日歐等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曾有過不少經驗，可以作為借鑒。另一方面，對于體制性原因，除了經濟政策以外，更多的是改革的協調推進，包括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需要協調配合。總體而言，若要擺脫長期積累導致的產能過剩局面，中國或許需要迎接一次如熊彼特所預言的“創造性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