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天我們的采訪嘉賓是來自中國建材集團、中國醫藥(19.00，0.00，0.00%)集團的雙料董事長宋志平，今天的嘉賓非同凡響。

　　我先請教一下宋總，您統領的兩大集團都是航母級的，這兩個行業一個是醫藥，一個是建材，是風馬牛不相及、相差很遠的企業。我曾經想過，宋總應該是個超人，工作狀態是否在兩個業務板塊之間不斷地轉換、切換？

　　宋志平：我幾乎每天都要回答這個問題，這兩個董事長相同又不同，同時做兩個董事長我開始是有壓力的，擔心做不好誤事。我2009年做國藥董事長，在國藥做董事長相當于董事局主席，四年來主要是參與重大決策，指導公司的方向、戰略這些事項。我在中國建材做董事長已經多年，也是公司法人和黨委書記，工作內容更多些。所以最近這幾年2/3的時間在建材，1/3的時間在國藥。兩家公司發展得也不錯，效益也很好，建材已經是財富世界500強企業，國藥四年間收入從400億增長到去年1650億元，今年應該會超過2000億元?？磥?，大家對我做兩個董事長還算滿意，自己心里也會覺得寬慰一些。

　　主持人：接下來記者朋友可以踴躍提問。

　　在西部崛起中，國藥集團會增加更多的投資

　　記者：從醫療事業和醫藥產業角度上來講，您怎樣理解西部崛起？

　　宋志平：這次財富全球論壇選在成都召開是有特殊意義的，其實中國新的未來里是包含了西部崛起的。我認為西部崛起是兩方面內容。一方面，從我國經濟的平衡來看，過去東部發展比較快，現在不解決西部發展的問題，我國經濟是不可能平衡的，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任務。另一方面，從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來看，西部已經到了大崛起的時候。作為醫藥行業，在西部崛起的過程中，我們會增加更多的投資，加強醫藥的制造、研發，包括物流分銷的力度。國藥集團在成都有一個規模很大的生物研究所，是國藥集團的一個重要的生物醫藥基地，同時，我們在整個西部也建設了物流分銷配送網，投入了大量資金。西南地區尤其是四川和云南地區，中藥資源非常豐富，這些藥材質量非常好。前不久與雅安市市長見面時也把中藥現代化、中藥加工等方面話題作為我們討論的重點。作為一家央企，我們一方面全力支持和投入西部崛起的偉大事業，也在西部崛起的過程中，能夠得到快速的發展、良好的效益，同時也為了西部各省人民的生活健康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記者：您作為醫藥界的領軍人物，怎樣看待目前中國醫療行業的各產業？

　　宋志平：我國的醫療行業和醫藥行業這些年發展很快，從黨和政府重視民生的角度來看，醫藥行業的發展勢頭將會很猛。醫藥未來的十年是黃金十年，醫藥現在每一年的平均增長率大概是20%，我認為國家醫療水平的提高、人民用藥水平的提高，會關系到我國國民的健康，這方面我們和西方存在差距，然而差距就是我們的成長空間。醫藥事業的發展也將是對經濟的一個拉動。

　　國藥集團在保證質量、平抑價格等方面會起中堅作用

　　記者：現在普遍反映藥品從出廠價格到終端再到消費者手里有10倍、20倍，甚至更高價差，如何確保在藥品的質量和價格上找一個平衡點？

　　宋志平：你所講的恰恰是現在國藥集團所要解決的問題。醫藥行業里很重要的是流通環節，如何使這個流通環節健康、有序運行，是我們要達到的目標。在美國，三家分銷商覆蓋全美，而中國有上萬家賣藥的公司，醫藥的物流分銷體系存在多、散、亂的情況，會造成價格的混亂。中國醫藥集團過去這幾年建成了全國醫藥網，現在已經覆蓋了170個地級以上城市，給醫院配送藥物。因為醫藥和普通的商品不一樣，需要很好的安全的倉儲物流體系，這要有一定規模的企業才能完成。中國醫藥集團建設起了非?，F代化的物流體系，帶動國內醫藥市場越來越有序，過去的那些問題越來越少，這和我們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這一點請大家放心，因為我們國家對于醫藥的生產制造、對醫藥的流通等方面監管是越來越嚴的，應該說這是社會的進步。國藥集團作為一個國家公司，我們在保證質量、在平抑價格等方面，都會起到中堅的作用。

　　記者：宋總您好，中藥材價格每年都在漲，但是進入目錄的中成藥又受國家的價格控制，這一塊的生產經營怎么做，不知道您有沒有什么新的思路？

　　宋志平：中藥是中國醫藥集團的業務之一，最近我們在香港收購了盈天醫藥，在國內的中藥領域也有所發展。前段時間有人說中藥不起作用，要大家只吃西藥。我的觀點是都有作用，沒有作用就不存在了。其實中藥材以前的價格是比較便宜的，這些年價格上漲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國家在用藥上對中藥的作用越來越肯定，市場需求量大了，促使更多的人去種植藥材。另一個原因就是種植藥材不容易，很辛苦。中國醫藥集團最近在四川、甘肅等地區，搞了些有規模的種植基地，我們希望這些種植基地發展起來之后，能夠平抑一下藥材的價格，最重要的是確保藥材的質量，減少農藥殘留物和重金屬含量等等，能讓老百姓吃上既放心、價格又合理的中藥。

　　中國建材的整合是一個國民融合、國民共進的過程

　　記者：中國建材集團連續收購了幾百家水泥廠，有的人評價這是“國進民退”，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呢？

　　宋志平：關于中國建材收購一些水泥廠是不是“國進民退”？從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來看，并購是市場發展的必然過程，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開始集中，增加集中度，西方發達國家目前正在進行第五次并購潮。現在我國無論鋼鐵、水泥等產業，集中度都不高，產能嚴重過剩，已經出現了惡性競爭、無序競爭這些問題，在這個時候就要有企業出來整合這個市場，也就是我們說的結構調整，增加集中度。那么，誰來整合？誰來充當這樣一個角色？一定是要有規模有實力的企業來做。就目前來看，在基礎原材料行業，只有央企、大的國企才能承擔起我國結構調整和市場整合的重任。

　　中國建材過去這幾年里大力推進水泥產業的聯合重組、結構調整。在四川，中國建材整合了差不多一半的水泥。汶川大地震之后，四川建設了一大批水泥廠，致使水泥產能嚴重過剩，大概有1.4億噸的水泥產能，這是個天文數字，過剩以后上百家的水泥企業打亂仗，價格下滑到低于成本。前年，這邊的民營企業就說，中國建材怎么還不來解放我們？意思就是為什么還不來進行整合？因為大家很難受。于是中國建材就把整合的戰車開到了西南，一年多的時間整合了整個西南地區三省一市1.5億噸水泥，從而提高區域水泥的產業集中度。全世界中國以外的水泥前十家的集中度，即對市場的占有率是70%，我國即使有中國建材這樣的整合者，現在前十家水泥企業的集中度還不到30%，我國2015年的規劃是達到35%，我覺得應該會超過。整合是一個經濟規律，是市場規律。解決行業多、散、亂的現狀，需要由中國建材這樣的大型央企、國企進行重組整合，這是目前比較客觀的一個選擇。

　　一方面中國建材按照市場規律來做整合，提高了中國產業的集中度，減少了惡性競爭。同時，中國建材又在發股票，整個公司國有資本的比例在稀釋，股民、社會資本在中國建材占有的比例越來越高。這是一個市場化過程，這是一個企業發展的過程。我認為整合實際上是一個國民融合、國民共進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完成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也推進了國企的公眾化市場改革。這種對于經濟結構調整、行業的健康化和對國企民企都有利的整合不應給它扣上“國進民退”的帽子。

　　中國建材在去產能化階段的優勝劣汰是理性有序的

　　記者：我們論壇談到了中國將來可能不會再依靠這種大規模的投資基建來拉動經濟，現在出現了水泥產能過剩的現象，難道不應該用一些市場化手段去淘汰一些落后產能，然后讓價格回到合理的價位？

　　宋志平：如何淘汰？是用簡單的惡性競爭還是在整合過程中淘汰？從全世界來看是在整合的過程中逐步淘汰的，而不是通過簡單的惡性競爭達到淘汰，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市場競爭形態的進化。早期是大家不顧一切地去競爭，現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更加理性化，因為水泥、鋼鐵這些行業，投資很大，是重資產投資產業，例如一個普通的水泥廠，兩條5000噸線，大概需要15億到16億元人民幣的投資，同時占有很多資源。在這種行業里，如果我們進行結構調整，即使是減量化發展，也應該是退而有序，而不應該是一個混亂的過程。中國建材在重組的過程里，對于立窯水泥、規模很小的水泥廠是不收購的，那些水泥廠自然就被淘汰了，我們收購的都是新型干法水泥，是好的水泥企業，但即使是好的水泥企業也存在著怎么減的問題。全世界是這么做的，是在大企業重組之后再逐步地去產能化，在減量的過程里仍然有良好的經濟效益，減量的這種損失也是從市場中得到補償。從另一方面看，這么大的水泥投資絕大多數是銀行的貸款，如果他們都崩了盤，最后損失的是誰？損失大的是銀行，成為銀行的壞賬，加上資源巨大的浪費。所以整個經濟、整個行業的發展要理性和有序，中國建材的聯合重組恰恰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另一方面，全世界大的收購過程并不是發生在需求量快速增長的時候，而是發生在去產能化和減量化的階段，這個階段收購的價錢會相對低一些，這時也才是收購的時機。收購之后也是為了有序減少一些供應量，能夠穩定市場的價格，使整個行業能退而有序。這也不影響優勝劣汰，恰恰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進行理性有序地優勝劣汰，把各種資源各種利益兼顧好。

　　國有企業發生的最根本的變化是市場化和公眾化

　　記者：您在財富論壇“釋放商界的潛能：國企與私企”分論壇上，談到這些年中國的國有企業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制度先進了，競爭力不斷提升。您認為國有企業發生的最根本的變化是什么？

　　宋志平：我這次來財富論壇參加關于“國企和私企”的分論壇，也有人提出中國為什么要有國有企業的存在？我回答他們因為我國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要求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同時多種經濟共同發展，有一定量的國企存在是由這個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F在國有企業在整個企業總量里，無論從銷售收入、利潤、稅收等方面來看，都占到1/3左右。應該說這些年，非公經濟發展迅猛，占的經濟份額也越來越大。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都是我們經濟體的一部分，壯大國有企業和發展好民營企業是我們國家的國策。

　　國有企業這幾年發展比較快，不是得益于有些人以為的政府保護，而是因為市場化。在國有企業的結構中，基本上母公司是全資的，現在也在搞整體改制，母公司絕大部分是控股公司，不直接在市場上經營，是所屬的企業在經營，而所屬企業絕大部分是上市公司。也就是說國有企業這些年經歷了一系列的改革，大多數已經市場化和公眾化了。很多國有企業在上市公司里雖然說是第一大股東，但從絕對值來講，社會資本，就是廣大股民往往占了大多數，這個改革是極其深刻的，國有企業實現了產權制度的多元化。在規范治理方面，在企業內部市場化機制方面，國有企業這些年都進行了徹底的改革。講到國企的很多毛病，絕大多數是20年前或者十幾年前的一些問題，基本上在市場化過程中被克服了，所以今天的國有企業才可能有強勁的競爭力。

　　我始終認為誰先進誰發展。十幾年前國有企業脫困的時候，從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水土不服、很被動。如果說得到政府的保護和支持，那個時候政府對國有企業的保護和支持是最大的，偏偏那個時候打了敗仗。而今天應該說市場越來越公平了，國企展現了一定的競爭力，真正的動力是來自市場的推動，根本在于其內部體制先進了，在于其融入了市場。所以希望媒體看到國企幾十年來巨大的變化。此國企非彼國企，此央企非彼央企了，今天的國企和昨天的國企是不一樣的，希望大家對國企有深入的了解，最重要是去了解國企這些年深刻的變化。

　　呼吁媒體多講融合，不應硬去撕裂國企和民企的關系

　　記者：之前我們提到新三十六條，一直說落地細則實施落不下去，但是國資委一直把中國建材作為很好的國企和民企融合的典型來宣傳，而且還有您創新的思維、包容的心態、高效的管理，大家也很信服，但其他一些行業，可能民企更難進入，您能不能闡述一下央企和民企融合的經驗？

　　宋志平：國資委在落實新三十六條里面有一個實施細則，一共十四條，其中核心有兩個，一個是在資產評估等方面非歧視性原則，就是給予民營企業一個公平的待遇；第二個就是歡迎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重組改制。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實施方案。中國建材和中國醫藥跟民營企業是高度的融合，在我們重組整合的過程中，我們都留給民營企業一些股份，同時也留下民營企業家成為我們的職業經理人，和我們共同來做事業。像中國建材西南水泥公司的總經理，就是一個民營企業家，當然之前他的水泥企業賣給我們了，我們聘任他來管理西南的水泥，說明我們對民營企業非常信賴。現在整個西南水泥我們有1.5億噸的產能。中國建材有個公式，央企的實力+民企的活力=企業的競爭力，這不是一個簡單等式的關系，我強調的是，央企是有實力的，而民企是有活力的，民企在市場中的拼搏精神、市場經驗，是值得我們國企學習的，同樣，國企的規范管理、社會責任等也值得民企學習，兩者是能取長補短、學習合作的。中國改革30多年，中國的民企已經非常強大了。我們強調“國民融合”、“國民共進”，是在尋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共榮的經濟模式。會不會開放更多的領域讓民企參與，我相信這是肯定的，而且是趨勢，但是肯定也是一步一步地來。

　　有些經濟學家總是拿科斯理論說事，強調民企的效率高過國企，其實科斯理論研究的國企和民企的樣本有個前提，要么純國企、要么純民企。但是中國在經過了30多年經濟改革后，創造性地對國企進行了大規模市場化改革，幾乎所有國企都成了國有控股的公眾公司，把市場活力引入了國企。所以，國企和民企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領域，或者不同的地方，此消彼長，你進我退，這個是可以理解的，也屬于一般性市場競爭中的慣常現象，不應該大驚小怪。

　　現在個別學術上、媒體上講“國進民退”，其實真正到市場里去，國企民企的身份是分不清楚的，也沒有這樣的標簽。比如一個大型國企，可能有上千家民企幫助做外包，國企民企共同生存在一個產業鏈上。國企民企的融合更像一杯好茶中的水和茶葉，這水可能是國企的，茶葉可能是民企的，變成茶水我們喝的時候還能分開嗎？肯定沒法區分，也沒必要區分。從我們做企業的實踐看，從市場看，中國的國企和民企，已經高度融合了，我不贊成過多渲染國企民企好像兩個陣營一直在打仗，一會你進我退，一會我進你退，其實在市場中中國建材集團和國藥集團都沒有感受到大家講的這種對抗，我們重組了這么多的企業，你可以去問問每一家民營企業，他們是不是覺得比較愉快，問問我們的股民，他們是不是贊成中國建材這樣做。

　　實際上，中國今天的經濟是高度融合的經濟。所以我也呼吁媒體，應多講融合，多講包容，讓社會上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我們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需要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都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而不應撕裂他們，應鼓勵他們形成一個聯合體、共同體，一個強大的中國經濟組團，從而取得在全球的整體競爭優勢。

　　國資委把決策權交給董事會的試點，是十分成功的

　　記者：大公司的治理應該是世界難題，我們在采訪國外某金融公司董事長的時候，他講到中國的保險業面臨的問題也是解決公司治理的問題，我覺得您作為兩家大型央企的領導，治理經驗應該非常豐富，想請您給我們講一下在央企或大企業公司治理方面的經驗和體會。

　　宋志平：中央企業開展董事會試點已經有七八年的時間了，地方國有企業也在推董事會試點。董事會就是規范治理的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剛才我講媒體應該深入央企了解他們有什么變化。比如說在董事會這個問題上，國資委在中央企業開展的董事會試點，是十分成功的。國有企業的改革其實就是改革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就是政企分開，企業不再是政府的附屬，應該讓企業回到市場，還原其本來的角色。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時代，對于國有企業，政府會覺得是企業的上級，是企業的決策者，但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是股東，是出資者，不再是簡單的上級，決策應該由股東委托的董事會來做。其實國資委這些年在董事會這個問題上恰恰就是這么做的，就是把決策權交給董事會，讓外部董事占董事會的多數，外部董事里面又有一半左右的社會精英。這樣，國家政府部門不再參與企業的決策，企業的決策讓董事會做，但是董事會又不能讓企業的內部人控制，讓有決策水平的社會精英加入董事會，這樣的董事會就是獨立的，會做出公開、透明、科學的決策。以中國建材和中國醫藥的兩個董事會為例，中國建材的董事會有11名董事，其中有6名外部董事，外部董事中有4名是社會精英，其中1位是加拿大籍德意志銀行亞太區的副總裁，1位是國家開發銀行的總經濟師，這也是非國資委體系的，1位是中南財經大學的教授，還有1位是律師。國藥集團有9位董事，其中6位是外部董事，外部董事中有3名是社會精英。

　　其實中央企業、國有企業在治理結構上做了很深刻的變革，但是社會還不是很了解，許多人腦海中的國企還是過去的老樣子，還是政府的附屬物，還是政企不分。其實政企分開在全世界就是通過董事會。國企這些年在公司治理方面有了不小的進步，和現在其他所有制的企業相比，我們央企的董事會可能還更規范一些。

　　良心、良知，是企業家精神最低的底線，不得擊穿

　　記者：我們知道，目前在國內的一些行業，尤其是以乳制品為代表的食品行業，出現了一些超越底線、喪失企業家良知、有損企業形象的事情，作為大家非常關心的醫藥行業，想讓您談談中國的企業或企業家，最需要的企業家精神是什么樣的？

　　宋志平：食品、藥品是入口的，關系到民眾健康，尤其是醫藥關系到病人，如果搞偽劣、搞假冒確確實實是令人深惡痛絕的事情。我覺得發生這些事情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就是你剛才講的做企業的底線，就是作為企業家，他們的道德底線問題。第二個是監管的問題，因為市場環境也要靠治理。第三個是許多行業現在惡性競爭、無序競爭的商業模式，這種模式有時候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我覺得這些問題應該綜合地來治理。但首先，拿我們做企業的來講，對企業家來講，良心、良知，是我們做企業的底線，不能掙昧心的錢。從這方面講，你剛才講的企業家精神，我覺得這是我們企業家最低的底線，不得擊穿，這也是保證我們整個國家、整個民族興亡的大事情。作為企業家來講，我們應該牢固地樹立這種意識。其實，這又回到了我們做企業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說要去賺錢，但問題是賺什么樣的錢，要賺陽光下的錢，賺干凈的錢，賺大家都高興的錢、幸福的錢，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我覺得這是企業家最起碼應該做到的，在這之上才能夠談到企業家精神，比如創新精神等等。這是我們的底線，或者說要站在這個基礎之上才能談別的。

　　企業進入社會化階段，企業家要從國家和社會角度思考問題

　　記者：如果有了這種底線，您理解的企業家精神應該是怎么樣的？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宋志平：我們中國企業家應該有一個更高的境界，應該站在我們民族、或者站在我們整個國家和社會的角度上來思考問題。這次財富大會，一些國外的跨國公司的企業家討論的全是大的宏觀經濟的一些事情，包括經濟走勢、環境保護等等。中國企業家也在關注全球經濟和環境保護等，也在不斷提升自己。我記得二三十年之前，如果環保局到工廠去檢查，去測空氣、測水等等，可能企業里面會做一些小動作。如果今天企業做不規矩的事，工人都不會同意，今天全民意識都提高了，對企業家來講，境界要更高。

　　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中，第一句話是“美國的事業是企業”，其實中國的事業也是企業。企業是中國的基礎，既是中國的經濟基礎，也是中國的社會基礎，而企業家又是企業的領頭人，所以企業家的境界、思想很重要，不要小看這個事情。我還是提倡企業家應該有更高的情操、有更高的境界，應該站得更高。賺錢盈利應該是最后的效果，是社會認同下賺到的錢，而不是把賺錢和社會的利益、大眾的利益、消費者的利益對立起來。過去的一些問題就出在這個點位上，沒有把賺錢和社會公眾的利益聯系在一起。全世界的百年老店都是為顧客創造價值，充分考慮客戶利益、公眾利益、社會利益。

　　企業發展實際上經歷了三個階段，一個階段是過去的創業者單獨創業，自己賺錢、自己做小業主的發展階段，后來做到了上市，也就是公眾化階段，讓更多人參與，現在企業到了社會化階段，也就是說企業和社會是連在一起的。有人說這企業是我自己的，不錯，財產是你自己的，但是你的行為要受社會監督，也就是你的企業已經社會化了，你的行為、做法如果不合乎社會的倫理道德，也不能讓你做下去。企業已經到了社會化階段，今天的社會對企業提出問題是正常的，所以我們企業和企業家應該尊重社會大眾的意見。

　　企業思想的形成需要善于讀書、善于從實踐中歸納和總結

　　記者：我們從一些報道上看到您在一些場合談到喜歡閱讀，也讀了很多書，包括您的很多管理思想、智慧也是從書中汲取的，您能給大家分享一下讀書的體會嗎？

　　宋志平：人有不同的愛好，我的愛好是讀書。因為讀書是和很多優秀的人的交流，我很多的知識、思想和感悟都是從書里獲得的。我經常跟年輕人講，要把時間用在學習上，要把心思用在工作上，鼓勵他們多一點讀書。

　　我現在每天都堅持讀書，每天睡覺之前都要讀書，這已經成為我的習慣。我在床邊放了一個塑料筐，挑這段時間里的二三十本書放進去，讀一兩個月就放回到書架上，再挑一批又覺得感興趣的書再放進去。今天我們做企業也好，做什么也好，都需要思想，思想是基礎或者是源泉，但思想的形成需要學習，當然學習不僅要讀書還要有實踐，并從實踐中歸納和總結。

　　記者：您最近有沒有讀到比較好的書，或者印象比較深的經濟管理類的書，能給大家推薦一下嗎？

　　宋志平：我讀的書種類比較廣泛。我還有這樣一個習慣，我不只自己讀，還要發給部下讓他們也讀一讀。前一段我讓大家讀松下幸之助的《經營的本質》和稻盛和夫[微博]的《經營為什么需要哲學》，最近我發給他們讀的書是《中國道路》，是海外的一位女專欄作家寫的。她寫這本書是站在了一個公正的、客觀的角度，或者說是我們容易接受的一個角度，來看中國，也包括來看社會主義、來看中美兩國的發展等等。我也希望大家讀讀這本書。最近我也讀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寫的那些書，挺不錯的，一本叫《公正》，在港臺也翻譯成《正義》。還有他的《金錢不能買什么》和《反對完美》，這三本書都在我的筐里面。我最近也在讀中國的國學，比如《論語》等。有時候我想我怎么也讀起這些書來了呢？因為我以前讀的西方書比較多，現在回過頭來讀一下國學，我覺得可能是潛意識里在找一些思想的答案。

　　有時候，我出差若有閑暇時間，比如去香港、新加坡等，很少去逛商店，我只去逛書店，往往一去就是半天，這成了我的愛好。我還是建議大家，尤其是年輕的一代，要養成讀書的習慣，讀書也是最重要的學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