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從“鋼筋混凝土”到“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理念，看似簡單，但卻是日本人付出了長期而慘痛的代價才獲得的。
最近媒體報道，我國的國民生產總量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國人一方面為此而感到歡欣鼓舞——它畢竟標志了我國在經濟發展方面所取得的實績；同時，人們也在思量：我們為此而失去了什么？我們為此而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似乎是象征性的，近來反復、集中刺激人們思考神經的，是頻發的自然災害。如果我們僅僅把自然災害推諉給自然，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這些年來伴隨著片面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大面積的環境污染、嚴重的生態破壞，竭澤而漁式的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等，已是不爭的事實。它們與不斷出現的重大工程質量事故、貪污腐敗、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加大、社會誠信缺失等社會問題一起，在不斷拷問：人類與自然的倫理、經濟發展的精神指歸——這些既是現實、更是哲學課題的答案何在。回顧一下鄰國日本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也許能找到他山之石的可資借鑒之處。
“虛幻的樂園”
上個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以東京奧運會和大阪世博會為標志，日本經濟經歷了與今日中國類似的高速發展期，曾被稱為亞洲的奇跡。但與此同時，由于當時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是以大力發展重工業為優先選項，所以鋼鐵、電力、水泥、造紙、化學品等產業增長迅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連偌大的清澈的瀨戶內海和碧波蕩漾的東京灣，也在一夜之間成為昔日風景。熊本縣水俁市因氮肥廠排出的含汞廢水污染海水引起的水俁病導致數千人受害，一百多人死亡；神通川沿岸發生由于礦山鎘金屬污染導致人骨骼軟化而痛苦死亡的“痛痛病”；四日市發生因空氣污染而導致大量居民哮喘的四日市哮喘病等等，不一而足。
經濟的高速增長還滋生了延綿至今、成為頑癥的貪污腐敗問題。當時伴隨著大量的土地開發和政府大型公共工程投資，逐漸形成了政官商相勾結進行權錢交易的所謂“鐵三角”貪腐體制。與此相關，日本政府長期奉行重增長、重產出的國家發展戰略，而在社會公共投資、福祉支出方面卻相對處于低水準。這樣，由工業快速發展導致的城市人口畸形膨脹，嚴重的城市住房短缺，以及教育、醫療保障設施的嚴重缺位等社會問題日趨尖銳。
以上種種問題的存在，使當時的日本人在感受到經濟繁榮的同時，也有一種生活在“虛幻的樂園”中的漂浮感。而一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泡沫經濟”砰然破滅，由其支撐的虛幻感也就變成實實在在的“失去的20年”。
制度功能及其限界
以上問題，對戰后“1955年體制”下作為長期政權的自民黨的執政法理和基礎形成嚴重挑戰，所以日本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對片面追求gdp的政策進行修正，同時開始通過法制建設，以求解決或緩沖各種矛盾，主要舉措有：
1. 建立完善的法律機制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196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公害對策基本法，形成了包括《環境污染控制基本法》、《公害對策基本法》、《循環型社會基本法》等法律在內的法律體系。并且在這些法律的實施過程中，運用市場機制，通過公布全社會污染控制總目標引導企業進行環保。除此之外，還大力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和環保經濟的技術開發。為今天日本在這一領域占據世界領先地位、也作為中日合作的新增長點打下了基礎。
2. 完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
對于城市住房供應緊張問題，日本政府一方面鼓勵民間資本發展房屋租賃產業，同時由政府出資成立住宅公團，建造大量可租可售、各種生活配套設施完善的團地住宅，解決工薪階層的住房困難。此外，還為解決特困的城市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建立了公營住宅制度，采取政府補貼的形式提供廉租房。還通過物業稅、高額遺產稅等，從稅制上抑制房地產投機。
社會保障方面，1959年日本政府頒布了《國民健康保險法》，旨在縮小城鄉、企業之間在保險覆蓋率和保險待遇上的差距。1961年全面施行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和國民年金制度，實現了“國民皆保險，國民皆年金”的目標。1973年確立了老人醫療制度。進入1980年代后，日本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實現了全國養老保險一體化，變失業保險為雇傭保險。進入21世紀，日本又根據社會高齡化的特點，對雇傭保險進行改革，促進高齡雇傭，創造女性就業環境。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獲得某種平衡。
3. 建立法律機制防止貪污腐敗。
在強大的民意壓力和執政危機下，自民黨曾致力解散與腐敗密切有關的黨內派閥以及推動《政治資金規正法》等制度建設。國會通過的《國家公務員法》、《國家公務員倫理法》，嚴格規定了公職人員的行為規范的同時，還對公務員的道德倫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商法特例法》、《律師法》、《中間法人法》等一系列法律，對企業及各種法人團體的行為進行了規范與限制。以期從政官商三個方面，打破“鐵三角”貪腐體系。
以上的制度建設，在對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衍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緩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時，之前所帶來的一些嚴重后果，遠非制度建設所能遏止。譬如前已言及的與經濟發展理念以及貪腐有內在聯系的“泡沫經濟”及其后遺癥，流毒所及以至于今。另外，日本今天依然未走出“金權政治”的怪圈，它所引發的不僅僅是人們對政治的不滿，更是對社會公正、政治倫理“失范”的憂慮乃至失去匡正的信心。制度建設及其功能的限界，由此也得到印證與觀照。
從“鋼筋混凝土”到“以人為本”
日本的政黨政治，特別是去年的政權更迭，為以上問題在更深層次上的解決提供了契機。居戰后日本政壇主導地位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自民黨于去年的大選失去執政黨地位的原因固然很多，反言之，取其而代之的民主黨之所以能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經濟發展的“倫理”問題。
民主黨競選的綱領性口號為六字方針，即“國民生活第一”。由此可知，與其說是民主黨勝選的“得策”，莫如說是日本國民用選票自己匡正了既往日本經濟發展的理念和道路。
事實也是如此，無論是鳩山由紀夫前首相旨在匡正市場原教旨主義下的經濟至上主義——人只是實現經濟指標的工具——的“友愛”理念，還是本來就作為民主黨經濟發展戰略思想、菅直人首相依然堅守的“新經濟成長戰略”，以及與此相關聯的“第三條道路”，一言以蔽之，都是“為了人的經濟增長”的具體體現，而非自民黨政權下片面的“經濟至上主義”。
這種從“鋼筋混凝土”到“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理念，看似簡單，但卻是日本人付出了長期而慘痛的代價才獲得的。質言之，它所蘊含的是對人的尊嚴、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經濟發展的本然倫理的回歸，以及人們對經濟發展中的社會正義與公正的追求。雖然民主黨政權的前面并非坦途，但無論如何，它所秉持的這樣一種經濟發展的理念，無疑是符合事物和歷史發展本質及其邏輯的正確選擇。
最近媒體報道，我國的國民生產總量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國人一方面為此而感到歡欣鼓舞——它畢竟標志了我國在經濟發展方面所取得的實績；同時，人們也在思量：我們為此而失去了什么？我們為此而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似乎是象征性的，近來反復、集中刺激人們思考神經的，是頻發的自然災害。如果我們僅僅把自然災害推諉給自然，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這些年來伴隨著片面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大面積的環境污染、嚴重的生態破壞，竭澤而漁式的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等，已是不爭的事實。它們與不斷出現的重大工程質量事故、貪污腐敗、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加大、社會誠信缺失等社會問題一起，在不斷拷問：人類與自然的倫理、經濟發展的精神指歸——這些既是現實、更是哲學課題的答案何在。回顧一下鄰國日本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也許能找到他山之石的可資借鑒之處。
“虛幻的樂園”
上個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以東京奧運會和大阪世博會為標志，日本經濟經歷了與今日中國類似的高速發展期，曾被稱為亞洲的奇跡。但與此同時，由于當時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是以大力發展重工業為優先選項，所以鋼鐵、電力、水泥、造紙、化學品等產業增長迅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連偌大的清澈的瀨戶內海和碧波蕩漾的東京灣，也在一夜之間成為昔日風景。熊本縣水俁市因氮肥廠排出的含汞廢水污染海水引起的水俁病導致數千人受害，一百多人死亡；神通川沿岸發生由于礦山鎘金屬污染導致人骨骼軟化而痛苦死亡的“痛痛病”；四日市發生因空氣污染而導致大量居民哮喘的四日市哮喘病等等，不一而足。
經濟的高速增長還滋生了延綿至今、成為頑癥的貪污腐敗問題。當時伴隨著大量的土地開發和政府大型公共工程投資，逐漸形成了政官商相勾結進行權錢交易的所謂“鐵三角”貪腐體制。與此相關，日本政府長期奉行重增長、重產出的國家發展戰略，而在社會公共投資、福祉支出方面卻相對處于低水準。這樣，由工業快速發展導致的城市人口畸形膨脹，嚴重的城市住房短缺，以及教育、醫療保障設施的嚴重缺位等社會問題日趨尖銳。
以上種種問題的存在，使當時的日本人在感受到經濟繁榮的同時，也有一種生活在“虛幻的樂園”中的漂浮感。而一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泡沫經濟”砰然破滅，由其支撐的虛幻感也就變成實實在在的“失去的20年”。
制度功能及其限界
以上問題，對戰后“1955年體制”下作為長期政權的自民黨的執政法理和基礎形成嚴重挑戰，所以日本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對片面追求gdp的政策進行修正，同時開始通過法制建設，以求解決或緩沖各種矛盾，主要舉措有：
1. 建立完善的法律機制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196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公害對策基本法，形成了包括《環境污染控制基本法》、《公害對策基本法》、《循環型社會基本法》等法律在內的法律體系。并且在這些法律的實施過程中，運用市場機制，通過公布全社會污染控制總目標引導企業進行環保。除此之外，還大力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和環保經濟的技術開發。為今天日本在這一領域占據世界領先地位、也作為中日合作的新增長點打下了基礎。
2. 完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
對于城市住房供應緊張問題，日本政府一方面鼓勵民間資本發展房屋租賃產業，同時由政府出資成立住宅公團，建造大量可租可售、各種生活配套設施完善的團地住宅，解決工薪階層的住房困難。此外，還為解決特困的城市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建立了公營住宅制度，采取政府補貼的形式提供廉租房。還通過物業稅、高額遺產稅等，從稅制上抑制房地產投機。
社會保障方面，1959年日本政府頒布了《國民健康保險法》，旨在縮小城鄉、企業之間在保險覆蓋率和保險待遇上的差距。1961年全面施行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和國民年金制度，實現了“國民皆保險，國民皆年金”的目標。1973年確立了老人醫療制度。進入1980年代后，日本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實現了全國養老保險一體化，變失業保險為雇傭保險。進入21世紀，日本又根據社會高齡化的特點，對雇傭保險進行改革，促進高齡雇傭，創造女性就業環境。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獲得某種平衡。
3. 建立法律機制防止貪污腐敗。
在強大的民意壓力和執政危機下，自民黨曾致力解散與腐敗密切有關的黨內派閥以及推動《政治資金規正法》等制度建設。國會通過的《國家公務員法》、《國家公務員倫理法》，嚴格規定了公職人員的行為規范的同時，還對公務員的道德倫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商法特例法》、《律師法》、《中間法人法》等一系列法律，對企業及各種法人團體的行為進行了規范與限制。以期從政官商三個方面，打破“鐵三角”貪腐體系。
以上的制度建設，在對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衍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緩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時，之前所帶來的一些嚴重后果，遠非制度建設所能遏止。譬如前已言及的與經濟發展理念以及貪腐有內在聯系的“泡沫經濟”及其后遺癥，流毒所及以至于今。另外，日本今天依然未走出“金權政治”的怪圈，它所引發的不僅僅是人們對政治的不滿，更是對社會公正、政治倫理“失范”的憂慮乃至失去匡正的信心。制度建設及其功能的限界，由此也得到印證與觀照。
從“鋼筋混凝土”到“以人為本”
日本的政黨政治，特別是去年的政權更迭，為以上問題在更深層次上的解決提供了契機。居戰后日本政壇主導地位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自民黨于去年的大選失去執政黨地位的原因固然很多，反言之，取其而代之的民主黨之所以能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經濟發展的“倫理”問題。
民主黨競選的綱領性口號為六字方針，即“國民生活第一”。由此可知，與其說是民主黨勝選的“得策”，莫如說是日本國民用選票自己匡正了既往日本經濟發展的理念和道路。
事實也是如此，無論是鳩山由紀夫前首相旨在匡正市場原教旨主義下的經濟至上主義——人只是實現經濟指標的工具——的“友愛”理念，還是本來就作為民主黨經濟發展戰略思想、菅直人首相依然堅守的“新經濟成長戰略”，以及與此相關聯的“第三條道路”，一言以蔽之，都是“為了人的經濟增長”的具體體現，而非自民黨政權下片面的“經濟至上主義”。
這種從“鋼筋混凝土”到“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理念，看似簡單，但卻是日本人付出了長期而慘痛的代價才獲得的。質言之，它所蘊含的是對人的尊嚴、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經濟發展的本然倫理的回歸，以及人們對經濟發展中的社會正義與公正的追求。雖然民主黨政權的前面并非坦途，但無論如何，它所秉持的這樣一種經濟發展的理念，無疑是符合事物和歷史發展本質及其邏輯的正確選擇。
